2020年6月下旬，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工党支部全体党员两次与哲学系教工党支部共同参加线上“四史”学习活动，分别聆听了两位上海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我校历史学系瞿骏教授、韩钢教授的辅导讲座。
6月23日晚，瞿骏教授作题为“‘四史’教育中的历史神圣重建”的讲座。瞿骏教授指出，中国文明中并没有“宗教神圣”，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神圣”。这种“历史神圣”对我们反思今日建制化的历史研究方式、客观化的历史书写状态均极有帮助。瞿骏教授强调，现在我们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正是要在人心当中以史为依托，建立起各种基于神圣性的普遍认同，而要在“四史”教育中重建“历史神圣”，则既需要讨论“四史”与中国文明史的关系，也需讨论“四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定位。
6月29日晚，韩钢教授作“长征之后的军事危机和转机”主题讲座。韩教授在讲座中简单回顾了红军长征的艰辛进程，并重点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党和军队面临的危机。尤其是西路军在西北征战的壮烈历史。韩教授还分析了“西安事变”前红军面对的军事危机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和历史意义。
在两次讲座后，支部成员以不同形式和主讲人进行了讨论，并在云端开展学习心得交流。大家纷纷表示，两位专家的“四史”讲座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大家深入学习“四史”很有帮助。支部成员感谢历史学系两位教授的辛勤付出，感谢哲学系党委和高研院党支部的精心策划。这两次活动，也为思勉高研院教工党支部下半年进一步学习“四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思勉高研院党总支宣传委员倪春军同志在学习瞿骏教授的讲座后表示，“四史”学习就应该像瞿教授所强调的那样，要瞻前顾后，彼此照应，将“四史”置于“中国大历史”的学术语境中，分析思考，才能解答一系列相关问题。
青年研究员卢盈华同志说，瞿骏教授在讲座中纵论古今中西，从文明史与近现代史的角度阐释我们在书写和教育四史中应当留意的问题。正如“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一说法所展示的，历史具有神圣性，担负着对人之善恶与事之对错进行“褒贬”的重大责任。历史呈现的大是大非，在人心中永固。因此，我们需要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省察和反思，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下的问题。中国与西方，从来不是两个常量，而是两个变量在碰撞。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固定的模式去对比，而要认识的彼此的丰富性和变化。在中国历史中，传统的价值观更认可民生，而由于近现代的被动挨打，才更加强调富强。今天我们需要将富强和民生统一起来。此外，中国近现代史不仅是屈辱的历史，也是抗争的历史。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人在面临侵略时所展现出的勇敢抗争精神，凭借这样的精神力量，中国才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社会。我们今年的民族复兴，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和自强精神。
思勉高研院党总支书记王玉琼同志认为，韩钢教授的报告通过丰富详实的史料和大量珍贵的图片，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之后，面对生死存亡的困境，如何依靠执着的信仰，审时度势的理性，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化危为机，凝聚起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日的历史经验。读史使人明智。我们每个人从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都能汲取到力量、勇气、经验和智慧。反观当下，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的各项事业或多或少经受了“危机”，在韩钢教授的带领下重温长征之后那段化危为机的珍贵历史，激励我们牢记在艰难险阻面前始终保持坚强的毅力，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坚定理想信念，勇敢面对考验，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齐心协力共同走好后疫情时代的新长征之路。
教工党支部书记、青年研究员许可同志也表示韩教授的讲座给人很大震撼。我第一次知道，我们的革命历程，并不是在长征后就立马获得转机的。当年的红军在陕北一带，面对东北军、西北军、阎锡山势力、马家军的多重威胁，我们党经过不懈探索和尝试，终于在“西安事变”后迎来了转机。这种转机，不是外部势力赋予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困难险阻，运用政治智慧，不断调整策略，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付出巨大牺牲争取来的。今天，我们踏上了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的局势，新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大概不会像西路军战士那样为事业壮烈献身，但我们一定应该从那段历史故事中汲取经验教训，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锻炼本领，坚定信念，不断取得胜利。
支部组织委员许静同志说，听了韩钢教授的报告后，一改之前一个定型思维：谈到长征，就立刻会把长征与胜利联系起来。而其实长征也是与危机，转机并存。长征胜利是彪炳中国革命史册、光耀华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征是在中国革命严重受挫、全局处于被动与危机情势下，党和红军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与突围，长征胜利后遇到的危机，党和红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与损失。因此，只有了解长征之后的危机，才能深切体会到党和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英雄壮举，才能牢牢铭记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支部宣传委员金玉博同志也觉得韩钢教授的讲座带给她强烈的震撼。她表示，在我们的心里一直以为长征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和光辉胜利。长征的胜利会师开拓了中国工农武装革命新的历史篇章，是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的伟大转折。我自己亲身走过泸定桥，感受过桥下大渡河水的汹涌激烈，站在桥上仅仅是遥想当年的激战都让人心惊胆寒。原来那么难的过往，还不让喘一口气，到了延安马上面临着更大的困境。所以学习“四史”，让我更深刻的了解了历史史实中的鲜活，让我由衷敬佩我们的党能在当时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取得革命的胜利！学习“四史”，让我更坚定的信任党，觉得一个能在革命斗争中处理那么复杂问题的政党，一定可以妥善的处理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带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党总支委员于明静同志表示，瞿骏教授关于历史神圣性的讲座，让我进一步明确了如何认识历史、该以何种态度去学习“四史”。历史事件本身固然重要，如何从世界时空及中国文明变迁的角度，向纵深方向理解历史同样重要。韩钢教授的讲座，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党披荆斩棘、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明白了过程的不易，则能更好地珍惜当下，从而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能掷地有声地得以实践。
高研院专职组织员孔浩同志也表示，瞿骏教授“‘四史’教育中的历史神圣重建”讲座，带我们回顾了中国的近代史，对如何判断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进行了反思，并在中华文明传承和西方历史发展比较中，讨论中国文明史、中国近现代史和“四史”的定位问题。韩教授的讲座也给我很大启示。我以前以为红军在经历了重重磨难、艰难险阻下，完成长征后，未来道路和局势一片大好。却没有意识到，原来在长征后初期这种艰难一直在持续，危机层出不穷，困难丝毫没有减弱。在韩刚教授的“长征之后的军事危机和转机”讲座中，学习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种种危机，却始终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饱含乐观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终于迎来发展的转机。这也给我们提示，在当今的世界局势的不确定因素中，我们要始终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坚持党的领导，在危险中求机遇，在困境中寻突破，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高研院科研秘书刘小雨同志结合最新时事谈道：瞿骏教授和韩钢教授分别从历史重建的角度、长征时期的具体历史问题分析角度展开对历史观、中国共产党策略选择的讲授。所谓读史明智，历史观的构建对于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构成重大的影响。不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不了解党的发展历史，不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又何谈对国家、民族、党的认同。反观2019年6月以来的香港风波，之所以造成今日之乱局，不正是因为香港的教育未能给相关的年轻一代人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吗？被歪曲、美化了的殖民史，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对党的发展历史一无所知，自然对党、对祖国缺乏认同感。因此“四史”学习，不光只是学习历史，它的根本任务还在于服务未来中国的发展，让大家在充分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思勉图书馆副馆长殷莹同志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迎接建党99周年和“不忘初心”提出自己的感想。她认为，在历史中深塑初心需要进行视角的转换。具体来说，回到历史需要回到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当中。这一说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回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求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聚焦，将焦点放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建设，尤其是政治建设当中，而不是将关注焦点分散到任何历史事件当中。第二，回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那就是在中国的背景下看待中国的历史，形成纵向的历史思考思维。其次，在历史中深塑初心需要回到中国的话语体系当中，而不能对既有的所有话语体系不加区分的接纳。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话语体系的辩证性，这一话语体系不轻易否定曾经遭受的屈辱，也不轻易抬高过去的成就，而是将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所谓“沉沦”之处和“荣光”之处辩证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更加理性和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中国话语体系形成于中国的语境当中，因此也更加容易将“四史”容纳在内，并通过易于接纳的方式展示出来。最后，在历史中深塑初心还需要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有绝佳的答案。党员通过在“四史”中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的答案，这种方式对于深塑自身党性而言，不仅是潜移默化的，也能够使得将深塑党性的过程与深远的学习与不断的观察过程相结合，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