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8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23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正式开营。院长袁筱一教授、党总支书记夏建国、副院长李文杰教授及二十余名营员出席。开营仪式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杨国强教授以宏大的视野，围绕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脉络，带来了题为《困境中的近代化——晚清中国的近代变迁》的学术讲座。
讲座伊始，杨国强教授指出，习惯性上，学界将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变迁实肇始于20年后，即19世纪60年代。而若要充分理解这一变迁的丰富内涵，就必须首先将视野聚焦于19世纪初，最后一个盛世渐显颓势之下激荡的暗流。嘉庆年间，延续多年的白莲教起义致使王朝元气大伤；道光年间，龚自珍“四海变秋气”一句，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时代气韵为之一变的萧瑟现实。相较于此前讲求汉学、考据、音韵等琐碎学问的18世纪，衰世之下，面对混乱的社会，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与名教秩序的宋明理学重新崛起。这些现实，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开始发生变化。这是我们理解近代变迁的一个重要背景。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持续近十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清代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一个重要变化，便是一批怀有“经世济实”的抱负、起于田间的下层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崛起。由于太平天国所动用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天父天兄之教”，故正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守卫中国文化的立场那样，太平天国与这批知识分子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对立关系。而当这批人凭借军功进入官场时，加之大量的惯有之“例”被战火毁灭，就彻底改变了咸同之前的官场构成与习气。可以说，此时的清王朝在内战中已经迈开变法的步伐了。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兵制。从绿营到团练。曾国藩所谓的“书生带山农”是力求建设一支有凝聚力、有主义的军队；二、财政权力的下移。由于战事逼迫，“就地筹饷”的需求促成了新税种“厘金”的出现，地方督抚频繁截留、自行其是的现实导致户部调拨天下财赋的局面彻底紊乱；三、“军幕”的出现。以军功换取功名，且升迁较官场递补更为迅速，促使天下人才向下流去；四、绅权的逐步扩张。简而言之，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此时的中国已与20年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此外，杨国强教授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远在东南海疆，故其震动有限。然而，1860年“庚申之变”则给中国上层士大夫造成了猛烈的冲击。远在江西带兵的曾国藩听闻消息后，“呜咽久之”“不知所以为计”。早已看不到20年前他指斥逆夷“性同犬羊”的轻蔑；胡林翼在长江边上看到西方小火轮逆流而上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时“中途呕血”；李鸿章率淮军在上海作战时，震惊于洋枪洋炮的威力，向曾国藩发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的感叹。这批于战事中崛起，又是当时中国最切实、最能直面现实的人，由此产生的是紧张，更是危惧。他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一切是历史经验之外的事务，真可谓“知勇惧困之秋”。不过，西方用来打败中国的东西，恰恰成为中国人最先愿意接受的。而代表中华民族对西方冲击最先作出回应的，也恰恰是科举制度培养出的读书人与文官体制。通过坚船利炮，欲“借法”以实现“自强”。
然而，这样一种近代化是被迫的、不自然的、扭曲的。这种技术主义、物力主义、民族主义紧密纠缠的近代化历程本身就面临着深刻的内在与外在矛盾。首先，它没有商业化，也无法跟上技术进步的潮流；其次，这是一个极其分散的过程。以省为基础，以省为界限。可以说，这种国家权力的下移既促成了近代化的起步，但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另外，这种近代化始终与外患相伴，战争的破坏如影随形。西方把中国拖进了近代化，但又逼迫中国无法近代化。
继而，杨国强教授又将思绪推进到中日甲午战争。他认为，与前两次鸦片战争不同的是，战败于日本使得中国人的形象、中国这个国家的形象，在中国人心中彻底破碎。因此，中国人开始否定自己。不再是“取旧为新”的“借法”，而是“除旧布新”的“变法”。因为痛苦而悲哀，继而愤怒与情绪化。它以一种极其急迫的姿态要求大变、速变、全变，而并未考虑当时的社会状态能否接纳，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和偏向——抛弃“中庸”之道，转而像朱熹所说的那样“扶得东来西又倒”。
杨国强教授特别强调到，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士大夫开始由分化走向分裂——新与旧分裂，革命与改良分裂。而当20世纪各种主义传进来后，中国的政治就变成一种理想的冲突。这个过程因外患而起，但一旦变成士（知识分子）的分裂，内变的激烈程度便超过了外患，并最终导向后来中国社会的“不断革命”。
最后，杨国强教授从思想改革的角度，讲述了近代中国的思潮和文化分解重组。首先，历史中国是民本主义的中国。所谓的“天下”“万世”并非一个空间概念，而是讲百姓苍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也是这种天理、国法、人情合一的概念模式消解、重组的过程；此外，具体的、可辨的“夷夏之辨”被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取代。问题在于，后者是抽象的、宏大的。由此造成的便是爱国主义和民本思想的分离，且重心全部移到国家一端；其次，中国人崇敬“理”（善恶是非）而非“势”（强弱利害）。然而，进化论恰恰主张天下之公理靠强弱利害来分配。一方面，随之而来的便是目的论式的线性历史观。盲目地乐观、盲目地排斥所谓的“保守”，盲目地歌颂青少年，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思潮最终伴随了近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物竞天择”思潮下对“势”的独尊，也对中国传统伦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若将其引申到人与人之间，杨国强教授则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究竟是‘理’的世界人更像是，还是‘势’的世界人更像人？”
讲座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杰教授总结到，杨国强教授视野宏大，其研究贯穿了康雍乾之后200多年的历史发展，并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希望来自各专业的营员同学都能有所收获。随后，同学们就“理与势”“进步与保守”等问题与杨国强教授展开进一步探讨。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