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3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办了第521场思勉人文讲座。此次讲座邀请到了日本著名学者、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滨下武志教授，主讲题目为《在兰学与汉学之间：江户时代末期的东亚知识》。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系教授李文杰担任了本次讲座的主持人。
讲座开始后，滨下武志教授首先指出，兰学是江户时代末期西方洋学来到亚洲（特别是日本）后，日本学界通过荷兰来讨论西洋的一种学问、概念或称历史。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主要讨论的是西洋对东洋产生了什么影响，带来了什么冲击。而他所关心的是，在江户时代以汉学为背景的日本知识人面对从西洋来的学问、概念、理论、逻辑时，有着怎样的讨论和反应。滨下教授认为，兰学与汉学之间的问题，不止是思想问题，还是社会文化或政治国际关系问题。在东亚地区，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与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十分相似，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亦有异同可比之处。在滨下教授看来，这样的比较是从东亚或亚洲的角度而得出的新印象，能提供前人研究所不及的方向与脉络。在现代所谓亚洲问题越来越重要的时刻，观察亚洲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课题，是其在这一题目背后寄寓的关怀所在。
学界关于19世纪后半期日本变革的叙述，一般是以日本与西方的关系为线索。1854年黑船来航事件打破了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促成了日本开国及其后的明治维新。这一历史过程虽是事实，但这种“冲击—回应”的叙述逻辑，并不是理解这段历史的唯一方式。如果把亚洲史的脉络结合起来讨论，就能获得不一样的理解。例如，锁国政策始于17世纪60年代，江户幕府通过长崎来管理对外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医生肯佩尔（Kempfel）在其著作《日本誌》中，就提到了日本的对外关系以及东亚的地缘政治情况。大概100年后，长崎的荷兰语翻译志筑忠雄于1801年将此书中讨论东亚国际关系的部分译为日文，将其命名为《锁国论》。所以说，在锁国政策已经实行100年后，“锁国”一词才第一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锁国政策下，东亚仍然存在朝贡贸易网络，如长崎与清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通商，对马的朝鲜贸易等。以商业贸易网络为背景的东亚关系，在明治时代以后也延续了下来。因此我们不能把日本与西方的关系作为理解明治维新的唯一思路。“锁国”并非代表完全的排外、闭关，这段历史显然不是一种西洋冲击或影响的结果，它体现了长时段中亚洲关系里的一部分朝贡关系，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除了政治上的“锁国”外，还存在一种思想文化性质的锁国论。和辻哲郎在1950年写的《锁国论》中认为，正是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导致了日本没有开放，未能与西洋尽早交流，最终酿成了二战的悲剧。可见，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时代，围绕“锁国”一词延伸出的历史脉络是不一样的。直至现代，“锁国”依然是理解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以及与西洋关系变化的基本概念。
在此基础上，滨下教授提出了“东亚知域”的概念，从知识网络的角度，分析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对外关系和对外认同问题。他指出，“知域”并非是地域的范围，而是知识的范围。“知域”作为人们利用地域的一种智慧，或许能把以前比较固定的空间、区域、思想关系连起来，进而形成动态的东亚历史。对东亚史的讨论分析主要有三种流派，即西洋派、亚洲派与日本派。
西洋派以兰学为根据，将日本与西洋的条约关系视为主线，分析日本的对外关系及江户末期的变革。亚洲派则以汉学为基础，以朝贡体系为根据来讨论日本的对外关系。日本派是以国学为主，依照尊王攘夷逻辑，探讨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江户末期和明治时代，西洋派煊赫一时，但亚洲派和日本派亦同时存在。不同学派也影响到了后续日本大学学科的建设。西洋派重视讲解西洋史的发展脉络。汉学派以亚洲问题为线索，建立起东洋史框架，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史与亚洲史。1902年在京都大学成立的东洋史学科即为其代表。日本派的国史研究包括两部分，一是日本国内历史，二是对外交涉史。虽然汉学、国学都引进西洋史的逻辑和方法，但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则是东洋史、国史及对外关系史。
滨下教授指出，在西方知识来到亚洲后，日本人接受的洋学与中国人接受的洋学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兰学以自然科学为主，其中医学最为重要。以荷兰翻译志筑忠雄为例，他追求国学、汉学、洋学的结合，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兰学学者。另一位兰学学者细谷玄俊摹写的《大明地理之图》则反映了日本知识分子的东亚知识，特别是海洋岛屿知识中不同的脉络。将该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对地图不同的描写，不只展示了地理的知识，而且体现了当时知识人的想法与世界观。对东亚历史、东亚知识的分析，说明我们有必要对“近代”的概念进行重新讨论，并以此来面对目前或者将来的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讲座最后，滨下教授介绍了与此课题相关的数种重要史料，并详细回答了多位老师及同学的提问。本场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