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0日下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王瑞来先生做客思勉人文讲座第461期，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礼失而求诸野’——略说被中日两国学界忽视的和刻本研究价值”的学术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研究员、中文系副主任顾宏义主持，古籍所研究员刘成国等教师和学生聆听了报告会。
王先生引言以欧阳修《日本刀歌》诗句“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切入，说明欧阳修诗歌揭示了中国古代典籍遭遇天灾人祸而毁坏，部分却在海外得以保存的事实。其后，据《杨文公谈苑》、《宋史·日本国传》展示了文献中关于五代十国、北宋时期中日书籍交流的记载，并指出，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交流，汉籍是媒介之一。不同于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书籍之路”。曾经位于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海外汉籍收藏之最非其莫属。日本汉籍的存在状况主要有两种，一是保存，即原封不动地收藏宋元明清刻本；二是刊刻，即汉籍在日本的重生，我们称之为和刻本。前一种是学者普遍比较关注的，但对于和刻本的价值，尚没有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注意。
接下来，结合自身研究《皇朝事实类苑》和《鹤林玉露》的成果，王先生指出和刻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已完全失传的书，二是中国未失传但卷帙不完整，而和刻本内容多于中国刻本。
《皇朝事实类苑》是由南宋前期担任地方官的江少虞从六十种以上的笔记小说中抄撮编纂而成，分门别类，犹如小型百科全书。江少虞抄录的这些史籍和笔记小说，现在大多已经散佚或处于残缺的状态。不少文献的内容，赖《皇朝事实类苑》以存。因此，《皇朝事实类苑》亦可以称之为辑佚之渊薮。传入日本并被刊刻的《皇朝事实类苑》，以和刻本的形式流传于日本，并在二十世纪初叶传回中国。初刊七十八卷本的和刻本，比一直在中国境内流传的六十三卷重订本多出十七卷以上的内容。这十七卷多的份量达十万余字。不过从《皇朝事实类苑》的流传史和研究史的考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刻本的价值被忽视的偏向。收录有成寻抄录日本关系史料《杨文公谈苑》的和刻本《皇朝事实类苑》一直收藏日本各地，很容易见到。但平林文雄氏校订《参天台五台山记》时，居然没有利用。同样，在二十年代和刻本《皇朝事实类苑》便以翻刻的形式传回中国，但中国学者也未加充分利用。这些事实都表明，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和刻本的价值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鹤林玉露》是南宋文人罗大经撰写的一部有名的笔记。广泛流传于中国大陆的十六卷本《鹤林玉露》已经在很大程度了失去了成书时的本来面目。不仅失载著者罗大经的序文，不分甲乙丙编，卷次混乱，更重要的是条目内容有不少散逸，各条之前的小标题也被删除了。与十六卷本相比较，和刻本《鹤林玉露》则完全保持了著者罗大经完成时的十八卷本原貌。利用现存于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残本中19条《鹤林玉露》引文，分别与十八卷本和十六卷本的文字相比勘，发现《永乐大典》引文的文字全同十八卷本。和刻十八卷本比明代以来的十六卷本多出40条的内容。不仅如此，比较十八卷本，十六卷本的条目在没有散逸的部分也有脱文。因此，从整体看，《鹤林玉露》和刻本的价值明显要大大高于中国国内流传的十六卷本。
王瑞来先生通过回顾自己对《皇朝事实类苑》与《鹤林玉露》的研究经历，进一步强调了和刻本的重要价值。在日本的和刻本汉籍中，中国失传、或部分散佚的文献，有相当数量的存在。然而，限于流布范围，中国学者极少利用和刻本，从而也对其研究价值认识不足。这种状况的改变，有待于中日关系研究者、文献学者、校勘学者以及出版业界的努力。像《皇朝事实类苑》与《鹤林玉露》的和刻本那样，如果施以点校重新出版，势必会为更多的研究者利用提供便利的条件，其价值也自然会被加以深刻认识。
结合以上两例，王先生表达了对当今普遍使用数据库现象的忧虑。伴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古典文献被陆续加以数字化，建成数据库。文献电子版的出现，代替了往昔的皓首穷经博闻强记，改变了工具书的概念。因而，像《四库全书》这样的电子版，便成为学者手中的至宝，甚至须臾不可或离。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问题。就是电子版录入文献本身的信用问题。以《四库全书》为例，这部巨大的古代丛书，尽管在编纂的当年竭尽全力搜珍揽奇，但所收录书籍的底本亦并非都是善本、足本。以上列举的《皇朝事实类苑》与《鹤林玉露》的《四库全书》本，其内容均比和刻本要少。仅见于和刻本记载的内容，电子版便无法获知。此时，一味使用电子版，盲信电子版，便会出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的进步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新的障碍。
王先生最后提醒研究者，电子版检索的便利性，让人们丧失了视野广阔的探求欲，其结果必然会形成知识的自我遮断。这个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都应引起注意。至少，从事与汉籍有关的研究，尽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但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并未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