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下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童世骏教授为暑期夏令营的营员们带来了以“对‘人皆可以为作者’时代的写作教育做一点哲学思考”为题的讲座。
讲座伊始，童教授指出，“人皆可以为作者”的说法来自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在该访谈中，哈贝马斯从传播方式及其影响交往理解的变革历史的角度谈了他对数字媒介时代的看法。由此，针对当下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数字媒介来表达情绪、发表意见，甚至成为了拥有百万读者的“作者”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童教授认为，这是作为语言交往的反思性程度与公共性程度之间的错位。所以，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普遍性任务，也就是要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加强写作教育，提高写作过程中的理性水平，从而建立起反思性程度与公共性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说，这亦是启蒙运动或启蒙事业的根本目标。
紧接着，童教授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出发，就中国大学的写作教育提出了他的看法。新文化运动之基础的白话文学运动之最重要主张就是“文言合一”——以原来只用作口语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但实际上，这种转化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语口语中尤其突出的同音字词的问题。
童教授列举了汉语使用中大量的同音异字现象，以此表明，重要的概念区分不容易在口语中建立。例如，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著名戏文《施氏事狮史》，有关“权力”“权利”、“法制”“法治”之概念区分，梁漱溟对“利”“力”“理”的使用，等等。因此，写作训练就是用书面语言提出问题、寻找答案、推敲论证、表达结论；在这样的运用书面语言进行思维的过程中，显然更容易克服口语中同音字词不便于表达概念区分的弱点。
而中国大学写作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或许是更重要任务，是通过写作训练，使学生建立或巩固一种在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比较缺少的知识观念，也就是把知识看作是一种有根据的或经过辩护的真信念的观点。童教授借助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知识与意见和信念的区别，引出伯特兰·罗素的JTB（knowledge as justified true beliefs）知识观以及美国哲学家盖提尔对此的质疑。童教授认为，JTB 知识观即使未能完全确定什么是知识的充分条件（有论证未必是知识）， 但它强调了知识的必要条件（不论证则无知识），这对于我们避免把知识与意见和信念混为一谈，却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大学教育，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育“不论证则无知识”的知识观。童教授指出，这样一种知识观要求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告诉学生，在人类知识的进步过程中，观点之有无固然重要，观点之真假也很重要，但观点之是否得到尽可能满意的论证，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事情。那么，对于论证的信赖要基于一定的“认知德性”（epistemic virtues）或“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s）——比如严谨、 客观、 讲逻辑、重事实等等，同样地，也需要培养对这些认知德性的敬重情感和辨识能力。在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看来，这种理智德性是“反思性思维”的认知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对某事物的信任与否是通过作为信念的根据来体现的。
于是，针对上述理智德性训练，大学写作教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有效途径。童世骏教授借由自己在上海纽约大学的授课经历，和营员们分享了自己在日常双语教学中的体会，强调了对于双语表达训练的重要性。而这里的双语表达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本土语言与第二语言上，而且还体现在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上。在童教授看来，汉语思维的复杂程度非常强调语境敏感性，因此，汉语使用者需要训练在特定语境当中理解字词意义的本领。
在讲座结束后，营员们纷纷踊跃提问，向童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思考，内容涵盖了对概念工具的使用、媒介技术的影响、方言写作等等，童教授对此一一作了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