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8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第一届夏令营正式开营。开营仪式结束后，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李文杰老师为各位营员带来了题为《听政、亲政/训政、归政与晚清政局——论政治制度的设计及其后果》的学术讲座。
李文杰老师在讲座导言中提到，“垂帘听政”是一个大众耳熟能详的制度，但这一制度究竟如何运转，它给清朝的日常行政带来哪些变化，对清朝历史走向有哪些影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学术问题。
李文杰老师首先介绍了垂帘听政的相关背景知识，梳理了从明至清中央文书流转的制度演变。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皇帝的工作量大大增加，皇帝不得不设立内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内阁在收到各级官员呈递的题本后，负责拟定处理意见进呈皇帝，是为票拟。皇帝审阅后，将题本交由司礼监批红。最后由六科给事中审定后，即可下发。内阁制度虽然减轻了皇帝的工作量，但在此制度下，题本汇报程序繁琐，且内容会提前泄露，不易保密。至清代，雍正帝创立奏摺制度，设立军机处，改变了政务文书的处理流程。官员具摺后，将奏摺直送御前，皇帝批示后再将奏摺交由军机处做后续处理。清代的军机大臣只是差使，负责拟缮谕旨、备皇帝顾问，其在政务上的主动性远不如明代的内阁大学士。
接下来，李老师通过详细解读史料，分析了同、光两朝中央文书流转的制度变化。咸丰帝去世前夕，指定了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辅佐同治帝，允许他们代替皇帝批阅奏摺。咸丰帝去世后，政务仍按赞襄体制运行。不久后，在京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听政，并简派亲王辅政。董元醇的上奏引发了两宫太后与赞襄政务大臣之间的矛盾，赞襄政务大臣通过罢工的方式迫使两宫太后妥协。这表明在赞襄体制下，赞襄政务的大臣的权力已经威胁到了皇权。
1861年，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了辛酉政变，扳倒了顾命八大臣，确立起垂帘听政体制。在此制度下，军机大臣可拟批奏摺，但两宫太后有批摺指示权与最后决定权。在当时，两宫太后都很年轻，在实际运作中，奕䜣的团队有很大的自主权。
1872年，同治帝年满十七岁，慈禧太后归政于同治帝，朝政运作恢复旧制。但就在一年半后，同治帝病逝，慈禧太后将醇亲王之子载湉接入宫中入继大统，是为光绪帝，慈禧太后第二次垂帘听政。
至1886年，光绪帝即将年满十七岁，慈禧太后决定明年归政于光绪帝。但光绪帝的生父奕譞为向慈禧太后表忠心，联合群臣劝阻，最终决定再由慈禧太后训政两年。训政体制下，光绪帝虽有批示奏摺的权力，但仍要慈禧太后审阅后才能下发，官员任命仍由慈禧太后做主。两年后，训政期满，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醇亲王奕譞又制定了归政后的办事章程。根据新的章程，光绪帝亲政后，皇帝对奏摺的批示需另缮清单交由慈禧阅览，官员的任命也要在请示慈禧后决定。皇帝虽然有处置奏摺的权力，但必须由慈禧太后事后监督。
讲座最后，李文杰老师对晚清的垂帘听政体制进行了总结。醇亲王奕譞为了表忠心，创造出了不完全的归政体制。光绪帝虽然亲政，但慈禧太后保留了事后监督权，光绪帝在处理政务时不得不揣摩太后心思。不安定的时局更是加剧了帝后矛盾，扭曲了二人间的母子关系。奕譞为保全儿子而做出了有违祖制的决定，导致后来高层权力和施政的扭曲，并最终激化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
讲座结束后，李老师回答了多位同学的提问。参加夏令营的各位同学纷纷表示，李老师的讲座为大家提供了全新独特的视角，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