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教授主持思想节主题论坛3
十九世纪是文学的盛世。一方面，文学开始自觉承担起巩固民族与塑造社会的重任；另一方面，文学开始了世界化的新进程，宣告了文学作为无国界的领地的存在。中国新文学的形成，与此一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十九世纪的文学与当代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为什么要在今天重返十九世纪文学？
主题论坛3现场
2019年4月24日下午，“第五届思勉人文思想节”第三场论坛以“重返十九世纪文学”为主题，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院长袁筱一主持，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毕飞宇，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大学教授许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著名作家、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孙甘露，著名作家小白，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著名作家黄昱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等嘉宾参与讨论。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刘擎，外语学院教授金衡山、窦卫霖，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院长郁振华，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王玉琼，副院长方笑一，以及校内外近两百名听众参加。
毕飞宇老师
论坛采用嘉宾轮流发言的形式。毕飞宇老师结合亲身经历和创作经验，首先发言。“二十世纪是十九世纪的‘儿子’，二十一世纪是十九世纪的‘孙子’。如果我们懂得生活常识，就会发现，儿子谈论父亲通常不靠谱，孙子谈论爷爷通常靠谱。”他认为，十九世纪文学诞生的根本原因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外部世界的急剧变化使人们千方百计睁大眼睛凝视外部的世界——这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精髓。二十世纪之后，当我们不再关注外部世界，而是到人的内部寻找真实、复杂性和可能性之时，作家们对人的“恶”的发掘会有过度阐释的问题。人究竟有没有这么黑暗和复杂？这是现代艺术给人类带来的负面资产，也是他写作中遇到的困境。最后，他指出，此时此刻，重新回到外部世界看一看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今天的作家不可能真正回到十九世纪，自己也只能“喊一嗓子，表达对十九世纪文学的敬意”。
许钧教授
“文学是让人痛苦的，也是让人幸福的。人类要有尊严的生存下去，不能没有文学。今天，文学不能养活我们，但我们还是要奔着文学而来，文学给了我们比现实更多的路。”许钧教授首先从“我与他者的关系”谈起，他指出十九世纪文学突破中世纪的禁锢，带来了自我和他者的双重解放，将人类的目光拉向他者，这既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更是文学最重要的部分。其次，他认为，文学无所谓形式的好坏，只要能抒发自己的感情，引起共鸣，任何的文学形式都是可能的。他从近日“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谈起，从雨果对人类的深刻思考：人与宗教、社会、自然的关系出发，指出中国今天的文学不是重返，而应该首先是学习。其中的重点是，作家的理想、使命和追求的落脚点是自我，还是大众。
吴笛教授
“我在十九世纪文学里得到了‘青春’。”吴笛教授指出，十九世纪是世界文学史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中国翻译文学真正开始的时代。他从自己上课时朗诵雪莱的诗使一位女同学感动落泪讲起，生动阐释了十九世纪文学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他认为，浪漫主义在当下对我们的启示是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现实主义对现在的启迪则是对社会的介入。文学除了审美功能以外，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作家应该是文学家和医生的结合体，要对社会进行诊断，在批判中表达理想和希望，教我们学会怎样做人。
孙甘露老师
“重返最好的方式是重读。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现在心里热切地盼望赶紧回家，重读那些作品。”孙甘露老师认为，十九世纪文学产生的影响远远越过了文学的范畴，而是更多地介入了我们的精神和生活。读当时的小说，不是为了获得技巧或学习写作，实际上是获取个人精神的图景和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他指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发展相联系，包括材料、工具等的变化。一个时代的作家有一个时代的任务，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重返、重读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作家小白
作家小白指出，十九世纪文学的发生建立在印刷出版业发展、高度城市化的生活、精密的观察和认知工具的发展，以及大量的文本累积的基础之上。时间感和空间感是小说叙述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正是依赖于上述外在世界的发展和文学本身的积累，使得十九世纪文学可以重新构造世界、发明世界，传递一些新的东西。而在二十世纪，（我们）发现这样不断地追溯、扩大小说体量，还是无法将人性的细微之处写下来，所以才有了现代主义的走向。十九世纪文学是二十世纪文学的重要遗产，今天的文学作品当中也存在“十九世纪文学”，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
黄昱宁老师
黄昱宁从出版界的角度出发，指出上海译文出版社现在最稳定、出版比例最大的依然是是狄更斯们、托尔斯泰们等的作品，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读者层面最看重的还是十九世纪文学。她从小说属于非主流文学的十七、十八世纪，谈到小说繁盛的十九世纪，认为依赖于当时摄影术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当时的小说家普遍有一种为历史留下独特文本的意识，而现在的小说家已然没有这样的土壤。在此意义上，十九世纪终归是无法复制的。
毛尖老师从厌倦、浪漫主义、人道主义三个维度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在她看来，尽管厌倦是十九世纪人普遍的心情，但那些忧郁感伤形象下的作家们依然会用澎湃的语言表达自身，本质上是非常狂热的。因为他们是历史任务的执行者，有着和时代的共鸣，但今天的忧郁形象是软弱的，所谓佛系青年大行其道。其次，今天的文艺是“伪浪漫主义”，将爱情与金钱截然对立，以显示“浪漫”，但十九世纪的爱情叙述从不避讳谈论金钱。最后，她指出人道主义在今天的单薄，而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带有崇高感和使命感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回到十九世纪提供了一个方案，以重新找回人道主义的厚度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