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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0日下午,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中兼和津次先生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于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主题为“计划时期的中国经济体制——回顾与评价”的学术报告。此次讲座由历史学系冯筱才教授主持,人文社科方向的许多师生都参与了活动。
中兼先生首先介绍了张文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的主要内容,该书提出了“毛泽东经济学”的概念,指出毛泽东希望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改进生产关系、并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践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军事工业,实行公有制与国家计划。
以张著所提出的毛泽东经济学为切入点,中兼先生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1949年以后中国虽然模仿了苏联模式的若干内容,如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但由于毛本人在经济理念上强调不平衡绝对论和对物质激励的批判,由此产生了打破经济计划的冒进作风,影响了整体的经济运行。而且,中国的计划经济涵盖面很小,只有几十种产品和商品成为计划对象,规模远远不如苏联。在这种体制下,职工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但在单位中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而农民则处于贫困状态。
中兼先生继而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了比较,指出前者是以指令为唯一信号的物品服务流通的经济调节体制,后者是以价格为唯一信号的物品服务流通的经济调节机制,并且认为计划劣于市场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随着经济发展,信息量逐渐大于信息处理能力;二是计划经济无法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三是它会导致创新精神的缺乏。他尤其强调,电脑的出现并不能挽救计划经济,因为电脑只能处理既有的信息,不能处理头脑中萌芽的信息,并且以自己与匈牙利学者的交流来佐证社会主义国家新产品的匮乏。由此中兼先生推导出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但认为市场也存在缺陷,必须以健全的法治作为支撑。
由此,中兼先生总结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既没有市场,也没有真正的计划,而是一种低度制度化的集权体制,其经济发展模式是通过投入增长追求经济增长。毛泽东接受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国有优于集体所有、集体所有优于私有,并非常推崇自力更生的政策。这一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信息少的情况下确实可以正常运行,而且非物质激励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都促成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但也造成了大起大落、资源配置不当等严重问题。最终,他得出了迥异于张文魁的观点,即群众动员的方式在未来不会具有吸引力,而毛泽东的经济政策也并不能造成一个平等互助的社会。
最后,中兼先生回答了师生们的若干问题,涉及西方的国有企业、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情况,也使讲座的内容得到了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