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值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跨越了十六个年头。自2009年招收研究生以来，学院坚持跨学科、精英化、国际化、个性化培养，一批毕业研究生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的优秀学者、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等，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中坚作用，已然成为思勉高研院的靓丽名片。
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吕思勉先生的风范与精神，凝心聚力推动高研院实现更好发展，思勉高研院发起“践行思勉精神共筑卓越之路”校友系列访谈活动。现刊发系列访谈第四篇：我很享受飞翔的过程——沈喜阳校友访谈。
问：沈老师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在四十九岁时选择进入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攻读博士，彼时距您硕士毕业已有十一年之久，您毅然放弃已经在出版行业取得的成绩，重回母校读博，可谓有着过人的勇气和意志。您能否谈谈自己为何选择读博，在诸多高校院系之中，又为何选择了重回华师、选择了进入思勉高研院？
答：其然同学好。谢谢你提供机会让我“却顾所来径”。
事实上我的求学之路极为坎坷。我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未能上高中，而是就读中等师范学校。我的第一学历是“中师”。中师毕业后我在乡村小学任教17年。从治学角度而言，这17年当然是长久的耽搁；但这17年是我真正做到无目的读书的17年，最终必然在无意中进入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我读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我完全是自己“啃读”，没有任何人指导；这种读书状况的缺点是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优点是养成了我独立思考的习惯。只要我阅读过的作品，我总能提出自己的看法，暂不论这种看法是深刻抑或浅薄。因为有大量文学作品的阅读铺底，所以我很轻易通过自学考试，四年间取得汉语言文学专科和本科文凭。并且一鼓作气，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我的硕士导师是俄国文学专家陈建华教授，陈老师对我的“开导、引导和指导”，我曾在散文《丽娃河畔坐春风》中予以详叙（刊于《安徽文学》2017年第2期），此处不再赘述。
跟着陈老师读硕士学位，是我初窥何谓学术之开始。比如我最初对创作和研究只有模糊的分别，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史研究都根本不能分别。硕士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工作，作为编辑满足了我青少年时期与作家面对面交流的愿望。但由于出版社的商业化气息过于浓厚，毕竟与我的书生本性不匹配，而人总是要找到自己最意愿做也最能够做的职业。所以我才在49岁“高龄”毅然辞职攻读博士学位。至于说有过人的勇气和意志，实在谈不上。其实在进入出版社三五年后，我就感到我不适合做编辑，虽然我的编辑职业生涯也曾取得一定的成果。之所以在做了11年编辑后才考博，一是我作为家长，已把儿子送进了大学；二是我们家已有一定经济基础，不至于我去读博而有断炊之虞。也就是说，我在完成社会交办给我的任务后，才去圆自己的梦。我首先是一个负责的公民，其次才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不读博从事学术研究，我作为小学教师的17年漫无目的的阅读就真的是漫无目的的，而不会成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读书。
既然准备读博士，华东师范大学自然是我的首选。读硕士时还在中北校区，丽娃河畔的一草一木常在我心中萦回。其实当时我也预备华师不录取就“进攻”复旦或北大，并且交了复旦的报名费。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或狂妄。当时来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参加博士招考面试，我简直是抱着来取一张入场券的轻松心情，并未想过三轮淘汰制的残酷。这种自信一大半也来自母校老师们的鼓励。已在2021年去世的王元鹿教授听我说起考博，就斩钉截铁说肯定能考上。我硕士时的老师陈建华教授和王圣思教授，也对我充满信心。我报考的研究生导师胡晓明教授说愿意陪我禁受“‘烤’验”。
沈喜阳与导师胡晓明教授、师母张玲老师合影
至于选择报考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因为当时中文系还没有实行“申请-审核制”招生，还是传统的笔试。我自认为参加普通笔试，与其他考生相比并无任何优势。而我向来胆大心细脸皮厚，面对评委不会怯场，侃侃而谈是我的强项。这是选择思勉高研院的现实考量。我虽然离开华师11年，但我对思勉高研院并不陌生，而且我非常认同思勉高研院的文史哲综合培养模式，我觉得这里更适合我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我选择思勉高研院的理想考量。至于我进入思勉高研院后得知每月津贴比文史哲任何院系的博士生还要高，那倒是意外之惊喜了，本来就不在我的考量之内。
问：您认为思勉高研院和您曾就学或接触过的其他院系机构相比有何特色？
答：我刚才已经提到，我非常认同思勉高研院的文史哲综合培养模式，这种综合培养模式正是思勉高研院的特色。中国学术向来“文史不分家”，而“哲”寓于“文史”之中。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说中国学术重综合不重分析。我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正好对应于桐城派姚鼐所谓的“辞章、考据、义理”。文史哲“分家”是现代学术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个学文学或者学历史或者学哲学的人，必须具备基本的兼通另外两门学科的基础，才能在自己的专门学科上取得更全面深入的进展。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学科越分越细，一个人专业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就对古代文学几乎无所知；专业方向是古代文学的人，就对外国文学和文化几乎无所知，而学文科的人对历史和哲学更完全是外行，这样的自我封闭怎么可能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精审的学术眼光？
思勉高研院注重国际化、精英化、多学科兼容兼通的培养理念，必将在未来的时代收获更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术人才的培养也必须着眼于百年，才能见出成效。切不可盲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为发表一篇C刊而沾沾自喜。我并不迂腐，能发表C刊当然值得庆贺，但不能唯C刊论。
问：在思勉学习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种收获对您的学术和个人成长有何影响？
答：思勉高研院有自己的图书馆、自习室，在思勉院读书的同学，不用到学校图书馆占座，能很惬意地拥有自己的读书空间，这是我们同学视而不见的福利。我常常到二楼三楼的图书室里，自由自在地翻书，独自占有一张大书桌，万卷图书分列左右，真有不输南面王的快乐。思勉院邀请海内外名家作讲座，开短期或长期课程，这对扩大同学们的眼界、积累同学们的学术圈资源是极有帮助的。思勉院也尽可能提供海外访学的机会，让我们看看“如此之大”的世界。我就申请到前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学三个月的机会，实地走访加拿大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家，访学归来后写出文化游记《水火共生》，探讨加拿大繁荣兴盛的文化原因，刊发于《香港文学》2020年第7期。思勉院融洽乃至亲密的师生关系和同学情谊更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贾静老师和刘小雨老师与同学们之间亦师亦友亦家人，思勉院似乎成为华东师大广阔校园里的一片绿洲，生长着蓬勃旺盛的花草树木。
与刘小雨老师于思勉小院合影
以上所述都是在思勉院学习的巨大收获。如果硬要说在思勉院学习的最大收获，我觉得是自由。在学术问题上，师生之间完全是自由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不存在谁掌握话语权、谁只能听命于人的现象。学术创新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不可能在任何强迫、管制的环境下进行学术创新。在划定的圈子里跳舞绝不能绽放优美自如的舞姿。但自由绝不是放任。思勉院宽松的管理理念实际蕴含着对学生个体性的尊重，对学生独特性的爱护。这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知，也是对思勉院同学的高度信任。正是在思勉院的学习过程中，我真正明白真理面前无权威，学术面前敢创新。我能“自由”地完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当然要感谢我的导师胡晓明先生，当然也要感谢思勉高研院的学习氛围。我在思勉院的体验使我在现在的教学中，总是尽可能给予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尊重每一个独特的学生个体。认识到我是一个“思勉人”，这是打在我心灵深处的烙印。
问：思勉高研院的良师益友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否谈谈您在思勉碰到的一位或几位难忘的师友？
答：思勉院的师友交织成我读博的美好记忆之网。
我考博士时的思勉院院长是中文系的谭帆老师。我在入学不久去拜见谭老师，谭老师说起我考博最后一轮面对18位评委答辩时，他很担心有评委问起我的年龄，怕影响我不被录取。谭老师叮嘱我发表论文不要求多，一年精心打磨一到两篇足矣。写一篇就要写到位，做到题无剩义。对此我铭记在心，且努力践行。我入学不久，哲学系的郁振华老师接任思勉院院长。郁老师的学问我无能问津，但有几次在食堂吃饭，巧遇郁老师。他平和亲易地招呼我一起闲谈，并问起我的学业，使我至今感到温暖。我毕业时的院长是外语学院的袁筱一老师，她在我考博时曾面试我，我竟然不避班门弄斧之嫌，跟她大谈法国文学，且得到她的首肯，这可以在我的“优胜记略”里划拉一笔。同学们都传言杨国强老师很严厉，我也是在博士面谈时与他有近距离接触。他对我的博士论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我没有感受到严厉，却体会到他对年轻一辈的期许和爱护。疫情期间，当时担任思勉院副院长的王峰老师特意邀我在研究生公寓区散步谈天，我们随意闲谈，无形中缓解我的压力。
与王峰教授合影
学历史的马力是我的室友。我跟他初次见面，他就送给我一副耳塞，他说自己爱打呼噜，可能会影响我睡眠，但愿耳塞能阻挡一些呼噜声。我惊喜于他的心细，这说明他心中有他人。我们必认识到我们不仅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他每天早出晚归，到人文楼用功。周敏秋研究章太炎先生，我曾到访他宿舍，看到他在《国故论衡》的天头地脚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记，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看起来比原文还要多，书中还夹杂着无数写满字的纸条。他这个苦功夫和真功夫既让我惭愧，又促我奋发。学语言学的张梦瑶，对画作有很高的鉴赏力，而且她幼年时曾有习画的经历。理论和思辨常常是枯燥的抽象的，对艺术品的鉴赏不妨成为有益的调节。我刚认识学哲学的丁宇时，他还是硕士生，可是他广博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令很多人叹服，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被他滔滔不绝地展开来。无论是学术前沿、学术专题，还是学界掌故，乃至书画琴棋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他都能侃侃而谈。他那一口京腔普通话更成了一张有声音的名片。经丁宇介绍，我认识了学历史的李瑞赟。他们是兰州大学校友，先后来思勉院读硕，又相继读博。丁宇口若悬河，瑞赟金人缄口。但瑞赟正如孔子赞美的闵子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学历史的任海林是我所见到的“高士”，是可以入得皇甫谧《高士传》的学友。他对学问的虔诚和对学术的认真值得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许多人学习。我曾改古人句子为他撰嵌名联：“海到远方天是岸，林生绝顶我为峰。”但愿海林兄在保持自我的同时能有圆满的收成。
左起：张梦瑶、沈喜阳、周敏秋
我一直认为，读硕读博时如果没有躺在正午下的图书馆大草坪上睡过觉，没有面对着星空高歌一曲，没有与同学尽情嬉笑玩闹，那实在是很亏很划不来的事情，也是无法补救的事情。青春的美好，是与同学的美和好连在一起的。
左起：周敏秋、沈喜阳、任海林、马力
问：无论是编辑工作还是高校学术工作，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您在工作之余一直坚持文学创作，请问您是如何协调工作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
答：说起文学创作，我至今仍是业余的。说“业余”有两个含义，一是在主业之余，一是处于业余水平。在出版社当编辑和在高校任教，我的主业都不是创作。我的创作更多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当编辑，需要感同身受作者创作的艰辛和苦心；当教师，需要给学生讲解对文学作品的独特理解。我觉得我的创作，能使我更好地理解作者和作品。举一个例子。当我看到一些不懂平仄对仗的学者研究旧体诗词，虽然也能研究得头头是道，但距离真正的理解作品总是隔了一层，而且难免说外行话。我曾经写《研究诗词要有基本文史常识》，批评某些不具备文史基本功的所谓专家学者对旧体诗词胡乱研究，刊于《博览群书》2011年第7期。其实这些所谓的学者（不少已成为名校教授、博导）如果肯花一点功夫掌握旧体诗词的格律要求，并试着写一些旧体诗词，有了切身创作经验和教训，他们的研究一定能够更加深入得体。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写作经验，无论是对我当编辑还是当教师，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我有创作体会，我当编辑时与作者沟通就更顺畅，也更能成为作者的知音；我现在高校教文学，也使我对文学作品有切身的体悟，更好地帮助学生读懂文学。
当然进行文学创作需要时间。但我认为时间真是如同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我最近刚看到曹聚仁1960年6月11日写给陈垣的书信，他说自己每天写5000字，每月写15万字，每年写180万字，10年间差不多写了160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创作量。要知道他当时只能靠手写，还没有今天的电脑打字。我在思勉院读博士期间，常有同学问我如何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我的回答是每天写日记，坚持写三个月就有明显变化，坚持写一年就有本质改观。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不通过训练就能掌握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但是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必须通过艰苦的训练才能实现。写日记或者写读书札记就是最好的训练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手段。我自己已经坚持写日记37年，总字数至少不低于400万。这些日记肯定没有发表或出版价值，但是它们记录了我的生活（至暗、幸福或庸碌时刻），锻炼了我的能力（分析、概括和表达能力），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和价值。每天晚上少看半小时手机，用这半小时写500字日记，持之以恒，必能创造惊奇。
问：您曾从事过中小学教师、编辑、高校教师等多种工作，在如今的就业形势下，您能否结合自身经历，对即将走上社会的中文学科毕业生们提供一些择业经验与建议？
答：如今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次第，怎一个“卷”字了得！但我们并非百事不可为。我的就业之路其实非常曲折。我在从事中小学教育时，包括我在出版社做编辑时，总觉得未能尽展其用心有不甘。我还必须提及我在做小学教师时，还曾有十个月时间进入乡政府做文秘人员，但我觉得我不适合公务员的工作环境，所以很快抽身出来。我上面提到，人总是要找到自己最意愿做也最能够做的职业。其实我的不断转身转行转业，就是不断寻找适合自我最意愿做也最能够做的工作的过程。最意愿做的，可说是主观因素；最能够做，可说是客观因素。把主客观加以结合，就是最完美的。每门工作都有利有弊，不可能完美无缺。但适合你的工作就是最满意的工作，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工作跟别人比。我们时下有一个非常有毒有害的成功学。似乎一个博士在一线城市的985高校任教就是最成功的。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985高校的竞争压力很大，你必须考虑到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能承受，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入职；只要缺失任何一方面都不要勉强入职。只有我们学人文学科的人，才是最有能力抵抗世俗偏见的人。切不可为了外在的光鲜而荒芜了自己的心灵。
我对当下人文学科毕业生的择业建议是——务实。务实地认识外在环境和务实地认清自己。对一个文科博士生来说，我曾提出一个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就业规划。具体来说，就是从偏远城市向中心城市过渡，从普通高校向名牌大学进发。如上所述，如果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名校的学术竞争压力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妨先到偏远城市的双非学校先稳定下来，积攒了足够的经济基础和学术成果，最低评上副教授职称后，就可以应聘到较大城市的较好高校，通过曲折前进，最终达到目的地。对一个文科硕士生来说，同样不一定非得一步到位，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同样可以曲线救自己，先到基层找到工作，等翅膀硬了再飞起来。在你没有展示出足够的能力和成果作为谈判筹码时，你绝没有资格与社会叫板。只有当你证明自己是人才时，更好的单位才会向你伸出橄榄枝，你原有的单位才会伸手挽留你。职场不相信眼泪。
问：您对于未来的学术发展和文学创作有什么规划和目标？您的《两地书 父子情》以及《一位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儿子的48封信》问世后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目前有出版新作的计划吗？
答：我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修订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并正式出版。我把这看得很重。我有一个很奢侈的学术野心，就是奢望在学术史上留下我所首创的三个概念：述作文化、灵心诗学、际性思想。当然是否留下不由我做主，最重要的是我提出过，我很享受我提出这些概念的过程，我很怀念我提出这些概念的时光——在思勉人文高等研院读书的时光。正如我所喜爱的诗哲泰戈尔在《流萤集》第一百零四首所吟唱的：“I 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 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即使学术的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我也很享受飞翔的过程。
我来河南平顶山学院工作，苏轼就葬在平顶山。我会写一本关于苏轼的书。感激命运把我抛到平顶山，让我真正走进苏轼的内心世界。苏轼最大的本领就在于他能把人生中所有的逆旅转化为归途。当苏轼26岁写出“应似飞鸿踏雪泥”时，对命运的不由自主尚处在彷徨挣扎之中；当66岁写下“春来无处不归鸿”时，苏轼已完成人生的蝶变，所有人生中无法掌控的东奔西走的飞鸿，都转化为命运中行有定所心有着落的归鸿。只有经历飞鸿到归鸿的升华的人，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当所有的打击，都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锤炼；当所有束缚的镣铐，都成为成就高难度舞蹈动作必须的道具；当所有的旅途，都成为人生的必然归途；当所有的逆境，都成为成长和完善的必经之境；人就从有限进入无限，就从必然进入自由，就能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亦即成为他自己的上帝。
一个人在完成某项事情之前，最好不要说自己能做这件事，但可以说自己不能做某件事。我本来一直有创作小说的构想，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自己没有写小说的才能。未来我肯定会写作，但终于断了写小说之念。虽然心有不甘，但人一定要认清自己。除了写文化散文随笔，我也许会写散文诗。
我与儿子的第二本通信集《漫漫考研路》正在编辑出版中，只要不出现不可抗力，今年就会面世，也就是接受读者的“面试”。其实我蛮期待读者的“面试”的。我在这里预先允诺你——你是我这本书的受赠对象之一。
2024年4月3日河南鹰城平西湖畔
采访：任其然
简介：
沈喜阳，1969年生，安徽池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问学者，曾获得博士生国家奖学金和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在《世界文学》《香港文学》《中国文化》《文化中国（加拿大）》《当代文坛》《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文化与诗学》《文化研究》《艺术评论》《博览群书》和《文艺报》《文学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海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出版撰写的《唐诗中的名句》《两地书 父子情》《一位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的48封信》和主编的《江南文》《论王元化》等多部著作。现任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