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9日，思勉人文讲座第537讲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题为“爱尔兰与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发展——以马嘎尔尼访华使团成员斯当东父子在中国的经历为例”。英国牛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王进峰、刘彦文、张锐、赵崧杰，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郑彬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出席。本场讲座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文杰主持。
长期以来，学界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在追溯这一开端的导火索时，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聚焦于中英外交关系的起点，即1793年马噶尔尼使团访华。相较于既有研究对等级、礼仪等问题的大力着墨，沈艾娣教授另辟蹊径，以微观史的手法，将其纳入全球史研究视野之下，尤为关注“知识”之于英帝国在亚洲以及近代早期耶稣会在华活动的联系，从而对19世纪前后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巨大转向及其内在理路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维度。其中，使团中的爱尔兰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次讲座的主角（亦是马噶尔尼使团中的关键成员）斯当东父子有着浓厚的爱尔兰背景。斯当东祖上原为英格兰人。17世纪起，爱尔兰被英国征服，成为其第一个“殖民地”。斯当东家庭代代与爱尔兰人通婚，最终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然而，由于英国征服爱尔兰后施行了一系列新法律，剥夺富户土地财产，逼迫爱尔兰天主教徒或改信新教、或遗产分家，且严格限制职业，致使其势力与生存环境日益窄缩。至老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时，终至土地典卖破产。为谋求出路，他以一名医生的身份前往英国海外殖民地，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岛工作。恰逢此时同为爱尔兰人的马嘎尔尼出任司令官，二人成为了好友。后因法国在战争中夺得该岛，二人被遣送回国。马嘎尔尼随后又出任印度马德拉斯地区司令，老斯当东以秘书身份随行，并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在当地的活动。凭借向当地王酋放高利贷等行为，他赚取了大量资金，并以此赎回了被典当的财产。在印度期间，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出生，并于一岁时被送到爱尔兰学习语言，从此也深受爱尔兰文化的熏陶。老斯当东是一名卢梭教育哲学与沉浸式教学法的信徒，他还极力促使儿子学习拉丁文、中文等等。
简要介绍斯当东父子的背景后，沈艾娣教授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1793年究竟是英国使团还是爱尔兰人访华？”从而提醒大家注意马嘎尔尼使团内部浓重的爱尔兰色彩。马嘎尔尼出行时曾自言：Erin nos genuit（我们是爱尔兰的儿子），并在使团内安插了多名爱尔兰亲戚。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之一（带有推销商品打开市场的意图），也是爱尔兰的毛织品，而非东印度公司要求的英国毛织品。更重要的是，因爱尔兰信奉天主教，使团的旅途安排便充分利用了老斯当东与天主教教会机构的关系，尤其是保存在教会内的、近代早期欧洲对于中国的知识。这类知识普通人难以接触。由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使得法国与天主教教会关系僵化。微妙的是，由于英法两国的嫌隙，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新教国家的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反倒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沈艾娣强调，宗教势力向来并非铁板一块。此时有所亲近的英国和罗马教廷，同样都不满于葡萄牙在亚洲的宗教权力。因此，教廷传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不仅写信给在中国的传教士，令其帮助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的活动，一名红衣主教还特意接见了老斯当东，并赠予他一本中文-拉丁文字典。
使团抵达澳门后，马嘎尔尼和副手老斯当东利用其爱尔兰背景与人脉关系，令中国的神职人员教习小斯当东中文，并宣言马嘎尔尼会作为教皇的使臣觐见中国皇帝。此前他们曾希望获得一名口译，但并不信任广东通商口岸的行商。马嘎尔尼认为，这些行商虽然会“洋泾浜英语”，但于官话不甚熟悉，且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触角联系过深，不便于行动。最终，使团内出生自甘肃天主教家庭、在那不勒斯长大并受训成为天主教神父的李自标（Jacobus Ly）出任拉丁文翻译。然而，在承德觐见时，李自标在事前并未与马嘎尔尼协商的情况下，口译时私自以使团的名义请求乾隆皇帝允许传教，招致乾隆“天主教不准妄行传教”的严厉反弹。这一意思通过信件送达英国政府，同样招致这个新教国家的困惑与对使团的不满。这是李自标宗教身份带来的误解，也实在是一种“翻译的危险”。
离开北京后，虽然因宗教问题产生了矛盾，但使团仍在借助老斯当东与天主教的关系，并通过金钱与澳门的传信部财政管理人维持关系。此外，老斯当东又通过当地的天主教徒，花三百银元买了一个会讲官话的中国男孩跟他们回英，以教导小斯当东的中文。一名爱尔兰的耶稣会传教士Robert Hanna更为老斯当东刺探耶稣会和葡萄牙在澳门的各种活动。
随后，沈艾娣教授介绍了小斯当东对《大清律例》的翻译工作。她特别指出，爱尔兰人因其被征服与财产剥削的历史，对法律条文（尤其是涉及财产所有权、遗产继承等问题）抱有强烈的兴趣。因此，在当时的伦敦职业律师圈层中，有相当一批是爱尔兰人。他们也与小斯当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799年，在父亲的极力推荐下，年轻的小斯当东回到中国，任职于驻广州东印度公司。这一职权酬劳丰厚，持份者可从东印度公司的交易利润中获得稳定的分红。由此，他得以有时间与金钱着手翻译《大清律例》。近年来多有研究提及，为了提高《大清律例》在英语读者群中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小斯当东在翻译中做了大量调适和取舍。简言之，其翻译更多是着重于“律”而非“例”，将一部实际上兼容了民事和刑事内容、范围广泛的成文法，某种程度上简约为专制权力的刑法典。值得玩味的是，小斯当东本人对中国的司法机制与道德体系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远胜于当时的英国。然而，该英译本于1810年出版后，一方面为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法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如陈利《帝国之眼中的中国法律》一书所云，这种简化与取舍反倒转化为一种新的“臆想”，成为西方读者认为中国法律与文化停滞、缺乏理性的依据。不过，沈艾娣表明，她的关注点并非是法律本身或小斯当东对中国法律的看法，而在于《大清律例》中所体现的小斯当东一以贯之的翻译理念和策略。应该注意到，小斯当东对于“例”的翻译也是简化的、有选择性的，他更偏重于土地典卖、地契等方面的内容。即便是这类内容，与旗人相关的土地条例往往也被一概删去。这种取舍倾向显然与他的爱尔兰情结有密切关系。
除了世人所熟知的外交家、翻译家等身份外，小斯当东还是一个比较精明的银行家。他在东方获得的大量财富并非源自鸦片贸易，而是利滚利式的金融操盘，并以此在爱尔兰购置了大量土地。本就富有的他还慷慨地并未让其佃农承担较高的地租。他终身未婚，全部财产最终都留给了在爱尔兰的表弟。就这一层而言，英帝国在海外的许多财富，最后反倒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了爱尔兰。
最后，沈艾娣总结道，在研究马嘎尔尼使团时，作为重要成员的斯当东父子，其爱尔兰身份值得重视。这一点过往少有人知，将二人笼统地指认为英国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斯当东刻意的隐瞒。如果不察明这一点，便很难发现爱尔兰与中国的早期关系，尤其是“爱尔兰—天主教”的紧密联系及其作用。由此，十八、九世纪英帝国与早期耶稣会在亚洲的活动得以被联系起来，“知识”将被置于英帝国新的扩张谱系中。
在交流环节，与会师生围绕相关议题与沈艾娣教授展开热烈讨论。李文杰教授首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沈艾娣教授长期关注清中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史，其学术风格兼顾档案爬梳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脉络中，马嘎尔尼使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界长期以来也可谓新见迭出。而沈艾娣教授以微观史视角，从斯当东父子的家族经历出发，使这一经典议题得以被深翻乃至重新审视。而就其中的宗教问题，李文杰教授也提醒大家注意避免大而化之的思维惯性，警惕笼统模糊的一概言之，而关注其内部差异。
张锐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保教权等问题作了更为细致的阐释与补充。另外，他指出，1792年，那不勒斯中华书院（collegio dei cinesi）的院长马塞（Francesco Massei）曾写信给罗马教廷传信部。在提及使团时，他明确将马嘎尔尼指认为“作为英国访华使节”。且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已知文献不同，传信部收藏的档案显示，使团在那不勒斯从未提及寻找口译员，而是谋求一名“中国事务专家和中文老师”（esperti di cose cinesi ed insegnanti di lingua sinica）。
其后，与会师生就爱尔兰的民族性在英国海外殖民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在华天主教机构与传教士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身份认知、爱尔兰人对法国大革命之于天主教态度的矛盾纠葛，以及“中心—边缘”理解范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或见解。沈艾娣教授指出，她之所以关注斯当东父子的爱尔兰背景，并非是为了强调爱尔兰因素的存在左右了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的成败得失，而是由它串联起来的、以一个整体贯通的视角观察西方对中国的知识的流通。此外，爱尔兰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两种辩论或纠葛——其一，爱尔兰因其被英国压迫的历史记忆，对法国大革命抱有一种天然的好感。但矛盾的是，大革命旗帜鲜明地反对天主教，这又给爱尔兰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带来了困惑。事实上，爱尔兰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阶段性的变化。其二，作为曾经的被征服者，爱尔兰人在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如印度等）又以一种白人优越式的征服者身份自居。以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受民族利益等现实条件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而以“中心—边缘”视角来看，这批原本位于边缘的爱尔兰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与身份，往往有一种更强的内驱力推动他们博取机会，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舞台。后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赫德、朱尔典（均为爱尔兰人）等人，可谓这一问题的绝佳注脚。
供稿：钱泓霖
供图：田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