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佛泉在思想界崭露头角之前的20多年，主要生活在北洋军阀混战的阴影下。在这种情境之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意愿。胡适曾断言：“今日的真问题，乃是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治安的、普遍繁荣的中华国家的问题。”张君劢也宣称“中国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塑造了张佛泉早期国家观念。
有机体论的“邦国哲学”
所谓“现代国家”，在时人看来，首要的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放置到当时的具体语境中，则集中体现在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权威的肯定。
对于国民党，张佛泉并不满意，1932年他批评国民党北伐之后与军阀妥协，甚至培植军阀，内部又散漫，只是一些“孤立的乱世魔王”罢了。但他仍然号召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抛弃轻视国民党、讥笑国民党的态度”，而应“在可能范围内指导它，辅助它，帮着它去实现它所要达到的高尚目的”。它反映了19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希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以整合国内既存力量，抵挡日本的入侵。
在1930年代，张佛泉孜孜不倦地解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宣扬一种与古典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邦国哲学”。而这种“邦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牛津唯心主义思想家格林、鲍桑葵等人，而牛津唯心主义的主要资源又是卢梭、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个思想传统。
张佛泉认为，黑格尔所讲的“整个”，对于丝毫没有国家观念的国人来说，是对症的良药。在黑格尔式的国家观念中，国家绝非如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工具”。相反，它是一个有机体，自有其目的，自有其意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张佛泉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在张佛泉看来，国家主权首要原则就是要“专权”，至于是一人专政，还是少数人专政，还是阶级专政，还是全民政治，比起“专权”的原则来说都是次要的问题。联系到当时强敌入侵，国内军阀割据，中央政府驾驭无力的局面，张佛泉对国家主权的这种看法，可算有的放矢。
正是基于主权不可分割的理念，张佛泉对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制衡学说很不以为然，他以为分权制衡其实就是“以官防官”，常会导致政府权力之间缺乏合作，使政府软弱无力，行政效率低下。在他看来，民国以来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怕“专”权，结果是无时无刻不有人在“滥”权。因为主张政府“集权”，张佛泉不仅反对孙中山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拟定的“五院制”（又称“五权宪法”），而且对人民享有选举、否决、创制、罢免四种权利的“四权说”也不大满意。他认为民意对政府的过度控制和分权制衡一样可能削弱政府的能力，使政府无施展空间。这导致张佛泉认为个人不应该漠视、敌视国家，而应该认同（identify，张佛泉译为“同证”）于国家，国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物体，国家就是我们自己，国家是更高级的自我。
把国家理解为“较优、较大、较接近于理想的我”，是卢梭、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一思想脉络的核心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新自由主义者们正是从这个思想脉络中撷取了资源。格林认为国家是为了维持使道德成为可能的条件而行动，因此，服从国家干预不仅无损于个人自由，正是自由的一部分。鲍桑葵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要消除二者的对立，那就是要证明服从社会就是在服从自我。因此，其国家观念就是把国家看作公共意志的载体，国家就是真实的自我、高级的自我、理性的自我的外在表现。张佛泉之所以选择黑格尔-鲍桑葵式的国家观念，正是为了使国民对于国家不再是冷漠甚至敌对的态度，而是“认同”于国家，这样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以抵御外侮。
国家有机体论批判
二战中兴起的“极权主义”研究深深地影响了张佛泉在后期的政治论述，其国家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0年代张佛泉所孜孜力倡的国家有机体论，到二战后则成为其批判焦点之一。在1960年发表的《主权之谜》一文中，他不仅从方法论上对“有机体的邦国论”做出了批评，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且为害甚巨，其实是把国家当作了个人自由的来源，意味着为了“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国家主权”可以侵犯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利益。
同理，国家不是有机体，也不成为一个整体，它不具有意志，也不具有理性，所以国家也不可能是权利的主体。换言之，张佛泉根本否定国家主权这个说法。他指出，主权原指君权，后来在共和体制中，国君不复存在，可是人们仍然袭用主权一词，这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如果说一定要继续采用国家主权的说法，那也只能说：人权清单和宪法才是国家的主权所在。对于主权学说的另一表现形式公意说，张佛泉深具警惕之心，认为这种说法将国家神化为不可分割，不可出让，永远正确的，其恶果就是假“共同意志”和“国家”之名，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张佛泉还对国家自由说提出了批评。张佛泉指出，在一个国家内部，根本无所谓国家自由的说法，“国家自由”只能指对外而言，比如自治权利、民族权利，它所指的仍然是某几项个人权利的总和。这与他在1934年所说的“对内才更要讲主权”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张佛泉看来，国家不仅不能自成目的，恰恰相反，它根本就只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而成立的人际组织，它只是人们用以保障个人权利而制造的工具。它不仅不能决定个人之性质和自由，反而必须服务于个人自由。
政治思想的变与不变
张佛泉的政治思想，总体上来说经历了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到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转变，他的国家观念也经历了从有机体论到工具论的转变，甚至呈针锋相对的形态，其间发生的变化不可谓不大。这种变化，必须放置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从有机体论向工具论的转变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从对国家权力的强调转变到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却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脉。上半个世纪，民族危机主要源自外部的入侵，强调国家权力、民族凝聚，以抵御外侮是时代强音；下半个世纪，对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强调个人自由成为自由主义最为迫切的呼吁。
同时，张佛泉政治思想中前后一贯的地方是，一方面无法接受无政府状态，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权力保持警惕之心。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自由主义共有的内核。
早期，张佛泉虽然论述重点放在论证国家权威上，但绝非要以此为由来压制、取缔个人自由，他希望以此来弥合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裂痕。那时张佛泉虽然认同于“主权不可分割”这个理念，却无法接受布丹主权学说中的另外一个要点“主权是绝对的”。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张佛泉，反对的只是分权制衡这种方式，他仍然要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即民主政治，或谓人民的意志对于政府的控制。同样的，在后期，张佛泉虽着力打破国家的神话，但也一再重申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积极意义。
张佛泉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地方，提醒我们：切不可因为看见有人为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摇旗呐喊，就把他当作自由的敌人；同样的，我们不能看见有人主张有限政府，就以为他要削弱国家权力。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一方面对国家权力侵害个人权利的潜在危险高度警惕，但是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国家权力的重要性。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原题《从国家有机论到国家工具论——张佛泉国家观念的转变》，刘倩摘。原载于《学海》2012年3期，11000字）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2年第11期 页码：第99-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