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2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题为“界限、主体性与伦理”的人文学术沙龙在闵行校区1楼大厅举行。本次学术沙龙由思勉高研院姜丹丹副教授召集并主持，邀请到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的知名学者参会发言，就界限、主体性与伦理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参与研讨的有来自思勉高研究院、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政治学等院系的师生们。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宣扬教授首先做了《主体性还是关怀自身:福柯的主体性思想》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晓莉教授担任主持并做精彩点评。高宣扬教授首先介绍了福柯主体性思想的理论背景。福柯颠覆了西方“什么是什么”这样一种下定义的肇始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模式。福柯拒斥西方传统的讨论主体性问题的模式，而从主体问题与真理问题的关系着手，追问以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福柯在后期认为主体性问题应该转换为历史存在论的问题。
福柯构建了自己的讨论主体性问题的方法，他利用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颠覆了西方传统的认识论模式，揭示了人自身如何被宰制或控制，即主体自身如何被其所追求的知识反制。1980-1981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主体性与真理》的讲座，主要讨论人如何能成为知识的主体，而不是被自身追求的知识所宰制。他分析了自身技术（technique de soi）是如何演变的，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西方对真理的寻求就被这种认识论模式掩盖，这种认识论模式把人看作是知识的对象。从斯多葛学派到基督教，自身技术的发展一直在持续，到了近代的伦理学发展为：如何把人规训成合理的知识主体或社会个体。福柯拒绝现代社会的规训制度和体系，主张在生存美学中实现人的自由，他用“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代替了笛卡尔的以“我思”为基点的主体性问题，对于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主体问题应该变为逾越界限的问题。如何才能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呢，即如何艺术的生活呢？这就需要逾越的技巧或艺术，这种技巧就是生存的智慧（phronesis）。
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研究员单士宏（Michaël De Saint-Cheron）教授的演讲主题是《列维纳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或哲学话语的危机》。高宣扬教授担任这场报告的主持与评论，姜丹丹副教授担任法文讲座的翻译。单士宏教授着重分析了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的伦理维度。他者伦理学在列维纳斯那里居于首要的位置，列维纳斯的哲学是一种关怀他者的原哲学，他人在他的哲学中有存在的地位或绝对性。在列维纳斯那里，反言构成一种对过往思想质疑的目标，即在占有主导性的言说中，如何以另外一种方式演说（dire）,但是也要从这样一种相反的方式/反言中抽离出来。同时要保持对语言，对哲学话语的警惕。在列维纳斯那里，演说行为本身，以及言说之物构成了理解的主要困难。列维纳斯反对仅仅从存在的角度来谈理解问题，而要从生命本身、对他者存在的关怀出发。保罗•利柯对列维纳斯进行了分析，列维纳斯的反言方式不是一种字面意义的以相反的方式存在，而是一种象征的方式、别样的方式，但是问题是：是否人类有能力以别样的方式存在？
列维纳斯在后期讨论了人类在经历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灾难之后如何存在的问题，以及面对灾难之后的深渊，如何进行哲学思考的问题。灾难之后，以另一种方式存在（autrement q’etre）会被缩减为别样的存在，这要与死亡来临之前的存在相区分。这些问题在列维纳斯的思想中，都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同时，讲座者也指出，西方也存在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的误读，把他者伦理学看作是宗教精神层面的关怀。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不能诠释为基督教的，也不能诠释为自我殉教、牺牲式的，他认为在经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灾难之后，应该把仁善推及到超出自身之外的整体存在，对他者存在的关怀，但这也并不是扼杀自身，而是把自我镶嵌在他人之中，尊重他者的神圣性。讲座者也围绕利科与列维纳斯在相关问题上的异同以及与儒家思想的切近性进行了深入比较。
下午13：10至14：30，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马里奥（Mahoney）副教授以《福柯的知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诠释学（Foucault’s Theory of Knowledge, Chinese Marxism, and Marxist Hermeneutics）》为题进行了发言，随即展开了激烈讨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杨国荣教授主持并点评了这场讲座。Mahoney副教授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及生产方式与福柯的知识范式进行了综合，他认为这两者之所以可以综合，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马克思的诠释学有了较清晰、全面的认识，而弗雷德里克﹒詹姆士在资本主义论述中对意识形态要素的鉴定尤其能够体现出这种综合。此外，Mahoney副教授还拿出许多原因，说明在中国语言及哲学传统中寻找具体共相是十分合理的，他说中国观念中的“和”是一个理想的典型。如今的时代正处于知识的摇摆期，而中国这种非西方的思想正在崛起中，中国是整个时代知识的“弱环”，却指导了未来的知识走向。Mahoney副教授的发言引起现场很大的反响，尼克•曼斯菲尔德教授、何乏笔先生、吴冠军教授以及多位同学提问并探讨。
14：30至15：20，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作了题为《福柯、齐泽克、与主体性问题》，吴冠军教授讲话深刻而又不乏风趣幽默，可谓献出了一道渊博、美味的学术佳肴。Mahoney副教授担任了这场讲座的主持与评论。 吴冠军教授说道，福柯因宣布主体的死亡而为人们所知，这一宣告包含两个讯息：1、主体及人道主义是历史的发明，毋宁说它是近代才被发明出来的，它最终还是会消失，如同画在沙滩上的一张脸，最终会被海水淹没——主体只是特殊知识范式的产物；2、通过对规训以及身体政治权力的分析，结合其时代诸多批评家的思想，福柯得出了自主的主体是神话这样的结论。然而，福柯的问题在于“他不允许提及任何原则，这种原则能够超越他所分析的社会结构权力”，他认为任何反抗最终都会被社会结构吸收进去，反抗是徒劳的。而吴冠军教授认为不论如何，我们都要为社会体系的改变做出努力，我们决不可无所作为。在发言过程中，吴教授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比如在论及权力与反抗时，他发问：真正的、激进的反抗如何能够终结现存的不合理社会体制？在谈到“大他者”的时候，他提出：你如何确定你就是作品的真正作者，而不是大他者？难道没想过是大他者通过你创造了作品？吴冠军教授的发言同样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围绕着福柯、齐泽克、拉康等哲学家以及主体、大他者、自我、权力等内容展开了探讨。
沙龙第三场由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院长、批评与文化研究教授尼克•曼斯菲尔德（Nick Mansfield）主讲。曼斯菲尔德教授的演讲主题为“越界、双重性、主权：福柯和德里达解读巴塔耶”。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何乏笔（Fabian Heubel）主持并点评此次报告。
在演讲中，曼斯菲尔德首先指出，在福柯和德里达之间关系“暧昧”——二者的思想同中有异。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这两位思想家对巴塔耶作品的讨论。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演讲主要聚焦于巴塔耶的经济学理论而非其对性和暴力的论述。曼斯菲尔德教授进而简述巴塔耶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提及巴塔耶对有限经济（restricted economy）和普通经济（general economy）的区分。在此背景下，福柯和德里达虽然在不同领域继续沿用巴塔耶的区分，但从根本上，他们对此区分的理解颇有异趣。此中的差异恰好可以透析这两位思想家理论中的根本区别。福柯对有限经济和普通经济的理解离不开其界限理论——他主张违抗并重建界限。相比之下，德里达更关心整个经济动力的双重性质，即本体论的和实体的双重性。在此基本差异下，他们二人对于主权概念便做出不同阐释。
讲座者指出，在巴塔耶看来，主权体现于“活在当下”这一绝对承诺中。摆脱（free from）道德、目的、逻辑、意义等一切形式的限制，拥有主权实际上意味着享受当下时刻而不再考虑此刻之外的一切。然而在福柯对巴塔耶的解读中，主权演化为权力的一种形式。此处的权力运作并非下降式，而是福柯所谓的“毛细血管式”。这即是说，主体必须按照规训社会的要求来建构自身。这种对社会提出的挑战是一种激进的越界。虽然福柯从不使用巴塔耶的术语，比如开放的进程、溢出和违抗界限等，但他非常谨慎地利用了“自由”（freedom）这一概念。不同的是，德里达对于主权的解释并非如此简单。德里达提出主权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同一的、自我性的主权，它独立、自持并为自身辩护。而另一种是超验的、永恒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主权。第二种主权，在曼斯菲尔德教授看来，正是巴塔耶式的主权。在演讲的最后，曼斯菲尔德教授总结了巴塔耶的遗产在当下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源于当今环境政治问题中，巴塔耶作品反复被不同学者所用。同时，曼斯菲尔德也对今天的时代性质提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不再会是一个抵抗治理的时代，而将是一个需要重新改造政府角色的时代。在报告结束后，何乏笔副研究员对演讲进行深入点评。之后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副教授、单士宏研究员和姜丹丹副教授以及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别用就此次发言，与曼斯菲尔德教授进行讨论。
沙龙最后一场讲座由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何乏笔（Fabian Heubel）主讲，题为“越界与平淡：反省晚期福柯”。该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范劲副教授与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姜丹丹副教授主持并评论。
在讲座一开始，何乏笔副研究员首先提出福柯生存美学对修养的意义。在后基督教时期，福柯延续尼采的生存美学，利用“越界”重新思考美学和修养之间的关系。然而福柯以生存美学为动力提出的新修养模式却又限于对古希腊的乡愁与单向度的美学两个极端之间。连福柯本人也无法摆脱“越界创造性”的强制性。同时这种美学也体现出福柯伦理学中的矛盾——既要消极主体性，又不能对其完全放弃。尽管并不能为此就完全否定福柯的生存美学，其突破点或许在如何将伦理风骨转化为伦理学。
接下来何乏笔副研究员梳理了福柯理论中伦理风骨与伦理学的关联。无论是伦理风骨还是伦理学在福柯看来都与自由分不开。通过简要梳理古希腊人的伦理自由观，福柯认为，功夫论的伦理学是自由的具体实践，伦理风骨则是自由的呈现，它超出社会习俗，实现生活中的真理。何乏笔副研究员认为，伦理风骨与伦理学的关系更为复杂，这主要在于伦理学如何在社会习俗的约束中保持批判态度。福柯希望用批判的伦理风骨开创自由的新伦理学。这是一种带有政治学色彩，主张自我主宰的伦理学。但福柯仍不能解决这种伦理学与当代去主体化的张力。因为福柯晚年致力于寻找解脱内外约束的自由。这集中于福柯对界限经验和自我技术的讨论上。何乏笔副研究员认为福柯的出路不仅需要反思自我主宰也需要打破对越界态度的执迷，让平淡与越界互补。
然后何乏笔副研究员着重讨论了福柯的界限经验和去主体化思想。福柯美学深受波德莱尔和尼采影响，福柯发现界限经验可助个人经验打破纯粹主体性进而触及现代性的经验，但却会导致主体的自我消解并失去自我认同。这就使得“虚无”概念再次置于案前。这是“上帝之死”留下的问题。界限与越界呼应着神学语境中人的有限性。界限哲学不仅限于启蒙思想家对于无神创造性的讨论，也现于康德对理性和界限的反思，最终在尼采处“爆发”。
在越界已经被屡屡思考的同时，平淡作为界限经验的另类却少被论及。在最后，何乏笔副研究员提出对于平淡作为抵抗越界的另一路向。对此何乏笔副研究员运用比喻的方式，将界限与越界的关系比作一条线，在越界的片刻现象。然而平淡则不同，平淡体现的是宽度和模糊。在越界中，界限虽不断被越过，但新的界限也同时层出不穷。越界探索经验的极限，而平淡却关注经验在微观世界中的发生，是一种精细的过程，意味着虚无与实有的另类模式。平淡这种精细的向度可以补充越界的强势，是探索精微度的界限经验，或许它可以帮助使得晚年福柯理论走出其困境，开创一种越界和平淡双向度的美学，同时指涉自由的双重概念（积极向外的越界也消极向内的平淡）。而这种双向思考的路径，或许也会赋予福柯伦理学新的生命。
由于是学术沙龙的最后一场讲座，何乏笔副研究员结合自己的演讲报告，也扼要、深入回应了自己与其他发言人之间存在的对福柯哲学以及伦理问题的相关争论。在讲座之后，姜丹丹副教授总结点评了报告。吴冠军教授、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副教授、单士宏研究员、曼斯菲尔德教授以及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别就此次讲座发言。全场用英文展开讨论，本场报告在热烈的争论氛围中结束。报告总结与讨论也为此次“界限、主体性与伦理”学术沙龙划上圆满的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