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5日下午，第124场“思勉人文讲座”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的题目为“老旧长袍的新式花边——从传统城市发展来观察近代通商口岸的兴起”，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暨近代史研究所合聘专任研究员刘石吉教授主讲。华东师大历史系陈江教授担任主持人。来自澳洲昆士兰大学的黎志刚教授和本校历史系的刘昶教授、包诗卿、王燕、朱明老师以及相关院系的同学参加了本次讲座。
刘石吉教授首先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与城市文化的情况及其变迁。他指出，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类型主要有：古都型、运河型和口岸型；而其经过了古代城邦，郡县城市，商业市镇，市舶贸易港及河港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传统城市经济文化便呈现出城乡连续体、没有明显的城市优越感与城市特质、宋代到明清的大城市不可能垄断主要的文化与经济活动、大批中小都市（市镇）的兴起等特征。但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出现一批新的通商口岸城市，据不完全统计，晚清开放的通商口岸约有77个，同时在1898年到1911年之间，中国自行开放的口岸约有35个。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展现了诸多与以往不同的情况，例如近代海关（洋关）的建立，各国纷纷在通商口岸城市开辟租借等。
这些通商口岸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最为深远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沿海“商业革命”和新型商人阶层均是最先兴起并集中于通商口岸；二是洋务运动、改革与革命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也大多集中于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三是对于漕运与运河城镇的没落、沿海港式的兴起，海洋文化的浮现、近代市政的管理、城市建设、地方自治运动、市民社会以及公共领域等具有重要影响；四是影响了国内外学者对于西方列强经济侵略与帝国主义角色的评价。于此同时，刘教授还指出了通商口岸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局限性，首先，通商口岸城市只是在中国传统的“老旧长袍”之上镶嵌上了西方经济与文化影响下的“新式花边”而已；其次，通商口岸的发展导致中国传统的城乡连续体逐渐转变成城乡对立体；再次，在新的环境中，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最后，刘教授从亚洲近代历史的比较视野进行阐述，认为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抗拒更为明显与激烈，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是中国近现代西化不彻底的重要原因，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被西方彻底的“征服”，以至于独立之后找不到其立国之本。
随后，陈江教授进行了简短的点评，他认为刘教授本次讲座的信息量十分巨大，而其开阔的研究视野值得我们学习。刘昶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讲座报告中提出了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问题，有些是我们司空见惯而未加思索的，值得我们在研究中予以更多的重视。参加讲座的同学也纷纷向刘教授提出了诸如中国传统城市是否有“公共领域”、上海城市的“江海情节”等问题，本次讲座最后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