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6日中午，“思勉午餐沙龙”第47讲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为“乐观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比较”，由美国俄勒冈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文棣（Wendy Larson）教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担任主持。
文棣教授介绍说，这次沙龙的主题是她正在进行的一个大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拟想中的研究计划大致包括五方面的内容：乐观主义和欧洲历史，乐观主义和美国，乐观主义在苏联，乐观主义在中国以及科学理性和乐观主义，而之所以会产生对“乐观主义”的研究兴趣，则缘起于文棣教授撰写的一篇讨论讨论中国现代病症话语的论文。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文棣教授发现，中国50年代的文学艺术中，经常会强调革命乐观主义的疗救功能，而在欧洲、美国和苏联也存在着大量的乐观主义的话语，文棣教授认为，对这种现象和“乐观主义”进行理论的思考，将会很有意思。在本次学术沙龙上，文棣教授主要介绍了前两部分的研究构想。
文棣教授的讨论对欧洲乐观主义的介绍，主要是追溯了欧洲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脉络。文棣教授首先介绍了法国心理学家库埃。库埃是一名法国的医生，被称为“自我暗示之父”，他发展了一套通过心理暗示来治病的医疗方法。这一治病方法，强调通过机械的重复，培养积极的思想和想法，其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每一天，在每一方面，我都越来越好”。在库埃的理论和实践中，“机械”、“自动”是关键词。文棣教授认为，库埃在1920年代前后发展出这么一套理论并不奇怪，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现代心理学成型时期。但要理解“机械”、“自动”，还需要追溯库埃的理论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脉络上的渊源。文棣教授指出欧洲的心理学是从催眠术中发展出来的，其中比较出名的是“麦斯麦术”。麦斯买是维也纳的一名医生，他结合占星术与宇宙磁流说对生命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人的身体就像一个磁场，有许多看不见的磁流像行星那样分布，当磁流分布不均匀时，人体就会生病，只有使身体磁流重新恢复均匀，病情才会好转。麦斯麦在欧洲的影响非常大，文棣教授以4个人为例说明了他的影响。在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库埃的“机械”、“自动”的说法如何逐渐成型。从麦斯麦术到催眠术到暗示到自动暗示，最后再到潜意识，至此现代精神分析的主要范畴也逐渐成型。精神分析区分了意识和潜意识，认为通过接近潜意识进行治病，接近潜意识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在这一脉络中，文棣教授重新折回到对库埃的讨论。库埃对催眠术非常的熟悉，但他和催眠术的不同在于，库埃强调有意识的暗示。乐观就是有意识的暗示。当然，达至有意识的暗示，还要通过一些重复和催眠术的方法才能达到，“重复”、“机械”、“自动”这样一些说法和实践都是从催眠术演变出来的。
库埃认为想象力可以接近潜意识，并对自己产生影响，这种认识影响很大。后来有人甚至说，库埃的认识使得商品传销学成为了一门科学。进而，文棣教授还讨论了卡耐基和皮尔。卡耐基的讨论虽然最主要的在商务领域，但他讨论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商务领域。他受过库埃的影响，在他看来，商务逻辑和生活的逻辑是一样的。卡耐基很出名说法就是表演热情。皮尔也强调积极心态的力量，他的方法比较接近库埃，认为要通过积极重复，机械的方法鼓励自己走向乐观的道路。皮尔强调个人的能力，强调人的心灵改变的可能。但他们和心理学家不同，他们认为不需要心理学家，你自己可以改变自己。此外，文棣教授还介绍了医学界对乐观主义的研究情况。通过这些讨论，文棣教授理清了在欧洲如何通过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医学的脉络，如果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乐观主义的看法，这一看法在社会上的通常表现是：乐观主义是为了个人的满意和满足，生活和工作的成功，为了实现在社会阶层上的爬升，促使你采取更乐观的态度。
在讨论苏联的乐观主义问题时，文棣教授介绍说，她会比较重视对高尔基的讨论。她认为高尔基既是古典俄国文学的代表，又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高尔基创作的总的趋向是告别俄国古典文学书写苦难的经验，而更多地书写新的幸福生活，强调进步、乐观的作用。文棣教授认为，透过高尔基的转变，我们可以把握住很多东西。此外，鉴于高尔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棣教授介绍说，她以后的研究还会关注中国作家是如何理解高尔基的文学观念的，在这一接受过程中，什么得到了关注，什么被舍弃了，关注和舍弃又意味着什么？
最后，文棣教授总结说，在20世纪，世界各地乐观主义的影响都日益变大，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研究。文棣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压力导致对某种乐观主义的诉求，但总的来说，乐观主义的落脚点还是放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乐观主义的落脚点却被放在的未来，这体现了两者之间不同的时间观。不过，文棣教授认为，这两者都是科学理性的要求，是启蒙思想的现代演变。
文棣教授的发言结束后，罗岗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文棣教授讨论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也一直为中国学者所关心，比如，从50年代开始，当代中国有大量的幸福观问题的讨论，但中国学者很少会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对于文棣教授讲到的中国和苏联幸福观的相异性问题上，罗岗教授认为，苏联对幸福问题的讨论，比较重视科学的作用，强调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可以创造人的幸福生活。而当时的中国是落后国家，其内部城乡、东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可能简单地承诺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幸福观讨论中，一般会强调意志的力量，强调用乐观主义精神来克服现实的、物质上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其他老师和同学也针对文棣教授的演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文棣教授对这些问题一起做了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