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8日上午十点，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受邀来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403冷战研究中心报告厅进行“思勉人文讲座”第120场讲座，讲演主题是“天朝的译者：从‘阿耀事件’看通事在近代中英交往史上的位置”。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罗岗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一开始，王宏志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阿耀事件”的整个过程：1814年，广州通事阿耀（李耀，又名李怀远），由于协助英商送信及礼物到北京而遭清廷拘捕，几乎被处死，在华英商不惜停止贸易，极力营救，最终阿耀免死，发放伊黎。在这个看似寻常的事件中，王教授从对阿耀被捕日期的质疑入手，以旁征博引的方式透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来重新交代“阿耀事件”的前因后果，由此得出阿耀的被捕并非出于“送礼事件”，而是因为通事一职本身的特殊性：长久以来，中国译者地位低下，各朝代虽多设有译官之职，但大都是品职低下，无足轻重的。这情况到清中叶以后“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之际，不但没有改善，且更趋严重。就其原因，不论是被称为“舌人”、“象胥”还是“通事”，译者的工作本来就是与小国蛮夷打交道，在贯以大国自居者看来，与外夷沟通之人实在没有值得尊重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恰巧在阿耀事件中，时值外国兵船出现在中国海域，当统治者面对外来的压迫时，掌握外语、具备了与“敌人”沟通能力的译者，便更容易引来统治者的焦虑、怀疑、防范，以至敌视。在统治者心里，几乎所有译者都有可能是叛逆者，尤其是政治上的叛逆者，勾结外夷、通番卖国。在18、19世纪清廷不少的文书里，译者被他们称之为“通事”，几乎就是“汉奸”的同义词。
王教授借此事件展示“通事”作为一文化现象，如何在近代中英交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而显示翻译在两国交往中的特殊位置。在重述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中，王教授为我们展示了众多历史资料，从其中可以看到“通事”一职的重要性：“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义，皆译之名也。”（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页94）“洪武、永乐以来，设立御前答应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官，统属一十八处小通事，总理来贡四夷，并来降夷人，入朝引领，回还伴送，皆通事职。”（李东阳等：《明会典》，卷一零九，礼部六十七，页2350）“凡文武官下澳，率重议事亭上，彝目列坐进茶毕，有欲言则通事番译传语。通事率闽粤人，或偶不在侧，则上德无由宣，下情无由达。彝人违禁约，多由通事导之。”（申良翰《纂修》，李腾元《编辑》，《香山县志》，卷十，页三）对这些材料的解读中，王教授指出，通事原属天朝的译者，但除了提供翻译服务外，在广州制度中又负责监督外商的工作，如史料记载：“其役于官，传言语，译文字，丈量船只，货之出入口，点评数，秤轻重，输税上饷者曰通事。”“其人夫责成夷馆买办代雇，买办责成通事保充，通事责成洋商保充，层递箝制，如有勾串不法，唯代雇、保充之人是问。”处于中英之间的夹缝，他们的位置既微妙又困难，在华英商与广州官员因为通事或翻译问题而造成的纷争，几乎无日无之，通事因处理西洋事务而遭处分甚至处死的也很普遍。
王教授的讲座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之后罗岗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他认为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指出中国跟洋人打仗过程中的失败，除了对方武器、战术等技术先进之外，更重要地是夷人懂得利用本地人来治理本地人，由此产生了“以夷制夷”的观点。由此也可以看出通事的重要性，罗岗教授指出，通过“阿耀事件”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思考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往中，中国一方与通事、外国人与本地人等等这些关系引发的现象该如何去理解。罗教授的回应进一步深化了讲座主题，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随后同学们就通事一职的自反特征该如何理解、通事的身份认同等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此次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