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4日中午，第46场“思勉午餐沙龙”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为“略论陈寅恪、吕思勉治史风格之异同——以唐高祖称臣突厥之考辨为例”，由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吕思勉研究中心主任张耕华主讲。历史系教授邬国义主持，胡逢祥担任点评嘉宾。来自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及历史系的多位教师及相关院系的部分同学参加了本次沙龙。
首先，张耕华教授首先从余英时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开始讲起，余英时在这篇文章中认为，1951年陈寅恪发表《论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的“命意”的，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其理由有两点：第一是高祖称臣突厥事，陈氏在之前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已有考证，不必再考；第二便是文章借突厥以指苏俄。张教授认为，余氏“命意”说虽还可斟酌，但大致可以成立，“一边倒”只是近因，而抗战胜利后苏俄对中国构成的新威胁及其史实，则是陈文撰写的原因。而1941《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述唐高祖称臣突厥事，只是叙史而非考史。且此事，民国诸多学者如邓之诚、钱穆、吕思勉等人均有论及，吕思勉不仅在专著中（如《隋唐五代史》、《白话本国史》）有过考辨，而且在其编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亦有论述唐高祖称臣突厥一事。此外，民国通俗史书如《隋唐演义》等也有此事的记录。张教授提示我们，放到古代史学史角度上看，贞观三年之后的《国史》、《实录》中已有对高祖称臣突厥一事的肯定记载，此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祖禹的《唐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及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均有此事的专门记载或考辨。故此事，自唐代以降应该是史学界的共识，非如陈氏所说为一悬而未决之公案，故余英时所谓的“命意”说应该可以成立。
张教授认为从陈寅恪的考证文章可以看出其治史特色，第一，陈寅恪虽强调新材料的作用，但从他的史学实践来看，陈寅恪主要还是在普通常见的史著中下功夫钻研；第二，陈寅恪考证史实，不嫌重复，列举证据，不嫌繁多；第三，陈寅恪的史事考证以坐实为最终目标，这也是陈先生喜欢追求的考史境界。总之，在考史思路上，陈寅恪偏好往深度上走，好坐实史事，好循着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在史事的细节上做进一步的推论。但是，这也导致了如钱穆批评陈先生的文章“冗沓而多枝节”。也有因材料不够而导致“为求其深，反失其真”的情况。
关于高祖称臣突厥事，详见于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和《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札记。张教授认为，吕思勉的特色是：第一，考史叙事的思路偏好往宽度上走，空间上“左顾右盼”，时间上“瞻前顾后”；第二，推论较为谨慎，对待细节上的论断，宁可有疑，而未敢断言坐实。《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札记可视为陈氏考证的补充和延伸，且深入考证称臣突厥的起始、终结的时间，但吕氏并未写入他的《隋唐五代史》。因此，也有学者批评吕思勉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有“博而不精”的缺陷。总之，张教授认为，从治史考证的总体风格上来看，陈寅恪侧重精深，而吕思勉偏好淹博。
陈、吕二先生本不是那种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其治史都包含有一定的现实关怀。陈寅恪的文章已如余英时所分析的那样，“命意”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希望在取得政权之后，改弦易辙。而吕思勉也因此事而批评历代对边地边事的政策沿袭而不思改进，并呼吁后人对这种“放任主义”政策及其弊病认真检讨。由此可见，陈、吕两种都怀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其治史都试图在历史中寻求教训。相对而言，陈氏极少公开自己的意见，几乎不写时论性文章，有关的看法只隐含在史著中或旧体诗里；吕氏则愿意说出自己的看法，虽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而公开发表的时论性文章不下百万字，宛如一位民国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小结中，张教授指出，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史学一直承担着过多的经世任务。近代以后，随着各类社会科学发展成长，各自都能独立地发挥它们治学和经世的作用，史学原本应该逐渐淡化它经世的一面，而一心一意地做它的史事考证。无奈上述状况的达到还有待时日，那么像陈、吕学习，在认认真真进行史实考证的同时，也时时注意“在历史中求历史教训”，而后者原也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
最后，胡逢祥教授针对史学推论的谨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历史系部分老师及学生亦围绕“经世致用”与“为学术而学术”、“博雅”与“专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