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9日下午，思勉人文讲座第114讲“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观念”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主讲人为著名法国大革命史学者Patrice Gueniffey教授。讲座由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刘擎主持，由国关院副教授崇明担任翻译。
Gueniffey教授任职于著名的法国政治研究机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雷蒙•阿隆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心。他曾担任该中心主任，目前为校行政委员会委员。他出版了《数量与理性，法国大革命与选举》、《恐怖政治：论革命暴力，1789－1794》、《雾月十八日：法国大革命的尾声》、《大革命和帝国史》等多部著作，在国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近年撰写的拿破仑大型传记明年将由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法文版和英文版。Gueniffey教授因其学术贡献于2009年被法国教育部授予骑士勋章。
Gueniffey教授的演讲通过比较英国、法国、美国革命并着重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阐释了现代革命观念的特点。他首先讨论了现代革命观念在西方的起源。在十七世纪之前，革命指的是与天体周期运行相关联的时间和历史的循环运动。英国革命即尾随其后的现代革命赋予了革命新的内涵。不过，英国革命以一种悖谬的方式与传统的革命观念决裂。十七世纪英国革命首先表现为一种恢复，即回归被斯图亚特王朝破坏的英国宪政传统；但这一传统并非某种根植于神意或自然的秩序，而是英国人民在历史上通过政治行动和商议形成的权利和义务约定。英国革命结合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的意志和行动的信念。十八世纪发展了后者，同时在十七、十八世纪展开科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了线性的、向进步敞开的历史观念。科学革命形成了通过科学实现进步的观念，并进而使欧洲人认为存在着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社会和政治科学，它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并且在理解的前提下以某种科学的方式通过行动构建新社会。由此产生了现代革命观念，它在上述对历史的线性理解和对社会政治科学的信念之外，还与如下观念密切相关：（1）政治秩序产生于约定而非神意或自然，（2）对意志的有效性的信念。
Gueniffey教授接下来通过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进一步分析了现代革命观念。不同于被理解为恢复或复辟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被视为创立。在十八世纪，北美被欧洲人看作没有历史和社会不平等的处女地，人们可以依据哲学和政治原则构建新国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美国革命迅速成功，没有可怕的暴力，并且以一部稳定的宪法作为结束，这些都证明了通过理性构建新社会的可能性。Gueniffey教授指出，对美国革命的这一描画有相当的神话成分，因为革命当中仍然有较严重的暴力，1787年宪法是对革命最初建立的宪制所遭遇的危机的克服，而美国宪制的真正确立是以八十年后的一场血腥的内战为代价的。不过，作为创立的美国革命相对而言还是很成功的。这一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北美的特殊环境和历史条件；同时，美国革命在确立权利平等、个体自由、人民主权等新原则的同时延续了英国政治和法律传统。
Gueniffey教授由此引入了对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观念的讨论。不同于英国革命的恢复和美国革命的创立，法国首先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断裂。这一断裂具体体现为两个信念：革命只能通过与过去决裂来进行；人们可以抛弃历史经验，完全从抽象的原则构建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Gueniffey教授由此入手剖析了法国革命的三个特点的第一点：唯意志主义。这一唯意志主义体现为对政治的某种神化，认为政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政治就是出于意志的行动，而意志可以根据科学改变一切。结果，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话语体现出强烈的哲学色彩，革命者对于任何问题即便是一些具体的问题的讨论都会诉诸哲学论辩。大革命展示的政治的哲学性首先要追溯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十八世纪文人政治：文人由于不能够参与到政治统治而通过抽象理论来构建政治；其次这是因为革命者建立其与启蒙运动的关联来强化革命的正当性；第三是出于革命者的普世性信念：他们认为法国革命是全人类的表率和先锋运动。
Gueniffey教授指出，三次革命差异很大，但自由的观念把它们联系起来。西方的自由观念得益于基督教的贡献。基督教对人的权利、理性和良心自由的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区分等因素为自由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Gueniffey教授接着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即普世性的某种神话色彩。他指出，事实上是二十世纪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才使得法国大革命被理解为首要的现代革命，因为前者突出了后者的断裂特征而将断裂确立为现代革命的要素。在大革命爆发及其后，在法国之外，大革命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必须与过去断裂的信念并非启蒙主流思想家的信念，后者大多提倡以开明专制的形式来发动改革。因此悖谬的是，大革命虽然声称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但在这方面却与启蒙运动之间产生了断裂。大革命之所以具有某种普世性，是因为它传达了现代社会的原则，但现代社会的到来显然不仅仅在法国发生，而是欧洲的普遍运动。不过，传达现代观念的大革命确实成为现代社会的兴起的象征，由此强化了大革命的普世性。而革命者突出这一普世性是因为他们需要后者作为革命正当性的依据，因此普世性是现代革命不可或缺的神话。
接下来Gueniffey教授阐释了大革命的第三个特点即正当性。法国大革命是由旧制度末期君主制的正当性危机导致的。在这一危机的背景下，革命者对于革命的目标和内涵提出了各种界定，而由于缺乏最高权威的仲裁，最激进的方案获得了最强大的正当性。革命的激进和暴力需要从这一正当性问题入手来理解。当然革命暴力也需要追溯到旧制度绝对王权所导致的政治自由的缺失，这使得法国人缺乏英国人和美国人运用自由的能力。而由于人民主权成为革命正当性的依据，革命者可以以人民主权为名义来推翻他们不满的宪政秩序，这一点造成了大革命的动荡。
最后Gueniffey教授结合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分析了现代法国政体不稳、政治动荡的现象，指出法国人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意识帮助法国人在革命与动荡中维系了民族的凝聚。
之后，就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关系、革命与启蒙运动的自由观念的关联、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理论的革命论述等问题，Gueniffey教授与同学展开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