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7日，日本明治大学教养设计研究科教授铃木将久受邀来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403冷战研究中心报告厅进行“思勉人文讲座”第113场讲座，讲演主题是“竹内好与中国”。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罗岗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铃木将久教授常年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留学北京大学，在他的研究中，十分关心东亚的现代经验以及中日两国知识界的问题。曾与和丸山哲史合编两卷本的《竹内好文选》，在日本重新发现竹内好的潮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文发表的学术文章有《背叛的政治学－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者穆时英的选择》、《竹内好的中国观》、《竹内好与〈鲁迅〉》等，深化并拓宽了竹内好研究的视域。
在本次讲座中，铃木将久教授从三个阶段介绍了竹内好的思想体系。首先他指出，在二战之前和战中的活动中，为了寻求与现实中国的接触，竹内好对“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解散以及日本的汉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文学研究会失掉了它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特色。这一方面是外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研究会本身的发展所致。最初，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从混沌中确定和生成自我所必不可少的那种本源性的矛盾确实曾经内在于它，我们不断论争，逐渐地从环境中分离出了自己，并试图通过这种分离反过来使自己立于支配环境的位置上。”（《近代的超克》），进而指出在战争的冲击下，竹内好陷入了自我的挣扎：“……大家都战战兢兢，从远处小心地眺望。所以，看不到人的脸孔，只能看到‘支那人’。这样视力弱的人算文学家吗？没有像鲁迅那样具有冷眼的人吗？……前几天，我喝得大醉，说出蛮不讲理的话。我并不后悔自己说出骂人话，但是，没站在说得出骂人话的有决意的位置上，而说出蛮不讲理的话，使我增添了苦恼，感到惨痛。”在这种心境下，竹内好与鲁迅相遇了：“我想像，在鲁迅的根柢当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要对什么人去赎罪，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清晰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的影子的面前。”（《近代的超克》）由此开启了不同于以往鲁迅研究的新范式。
其次在中国人民迎接新中国成立之时，竹内好开始思考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由此进一步探讨如何形成日本的“民族意识”等问题。起初，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民族意识，在对林语堂小说的解读中，竹内好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与林语堂，在意识形态上立场相反。他们各自代表中国国民的最左翼和最右翼。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连接着这两个点。他们能够统一起来的物质基础，当然是作为共同利害的民族独立。”（《中国的抵抗运动》）在民族意识的激发下，他开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借助于鲁迅的文学文本，竹内好从文化转向的角度高度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方式：“我认为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的文化。日本文化没有经历过革命这样的历史断裂，也不曾有过割断过去以新生，旧的东西重新复苏再生这样的历史变动。就是说，不曾有过重写历史的经历。因此，新的人不曾诞生。在日本文化中，新的东西一定会陈旧，而没有旧的东西之再生。……一般认为，‘文学革命’是以胡适的口语运动、欧洲近代文学的输入和传统破坏为发端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推进运动的原动力在于有一种从内部否定该运动的更为根本的力量存在。这个力量的核心就是鲁迅。”（《何谓近代》）。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方式表现为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上，竹内好认为，“文学服从于政治”意味着文学是在具体的历史中产生的，文学是一种作为自我实现、无限超越个体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受历史与社会的制约，而必须打破这种制约文学才能成立，政治是使文学得以成立的广泛场域。由此，他在日本国民文学中，发现了日本近代主义与民族之间的断裂，而他认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则很好地处理了这种矛盾，“赵树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而且在这中间，经历了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斗争。因此，虽称之为还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作品的世界并不固定，而是以作品情节的展开为转移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
在第三个阶段中，铃木将久教授指出，竹内好在冷战格局中挣扎，致力于打破僵化的中日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首先为创办了《中国》杂志。从该杂志“为了知道中国”栏目中发表的数篇文章来看，竹内好表明了创办杂志的初衷：“我们实在不知道中国，让人吃惊地不知道。而且我们连不知道中国这个事实本身，自己没有充分意识到。首先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是‘为了知道中国’必须迈进的第一步。”“事实上，中日之间存在着感情隔阂。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才是‘为了知道中国’的基本前提之一。……总而言之，重要的是恻隐之心，换言之，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在中日国交恢复之后，竹内好依旧对中日关系能否持续地正常进行抱有警惕：“中国有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依靠自己的主观忽略两国的差异，不能成立对等的友好关系。”并不忘痛定思痛地告诫人们：“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句成为联合声明的核心，具有千钧之重。中方重视“痛感责任，深刻反省”的实际表现。能否实现这个承诺，就是保证联合声明有效性的关键。如果这个承诺成为空言，整个联合声明就会瓦解。
铃木将久教授的讲座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之后罗岗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他认为以往国内外对竹内好的研究过于单一，只看重“与鲁迅相遇”时的竹内好，这样的研究视野不能将研究对象从研究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从而带来理解竹内好思想的单一化倾向，而铃木教授的讲座和研究带给了我们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将竹内好放置在动态的自我、历史与社会结构中，大大扩充了竹内好思想的丰富性。此次讲座在精彩的点评中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是更多的思考与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