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0日至21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学术工作坊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由新成立的ECNU（华东师范大学）&UBC（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与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参加者有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裴宜理教授、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暨本校思勉研究院特聘紫江讲座教授王笛、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蔡翔教授，以及来自本校的张济顺、许纪霖、姜进、刘擎、刘昶、冯筱才等教授，以及历史系青年教师瞿骏与唐小兵。
本次会议采用学术工作坊形式展开，以主题和问题为中心（而非以论文报告）展开讨论，给予自由讨论充分的时间，并且邀请了国内外对20世纪中国革命有研究基础和学术兴趣的学者参与，参与学者的政治立场各异，围绕四个基本议题：1、“为什么20世纪中国革命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革命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有着什么样的关系？”2、“革命是内在于现代性与启蒙本身，还是对现代性和启蒙的反动？”3、“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是如何出现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以及4、“如何理解1949年之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它们给21世纪的中国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等进行讨论。
会议发起人许纪霖教授指出，去年辛亥革命百年，让学术界重新对革命话题展开论述和对话，革命成为一个引发不同学科学者都有兴趣的公共学术议题，在此背景下组织这样一个小型的学术会议以期用“头脑风暴”的形式激发进一步的思考和对话。
裴宜理教授在会议中指出，革命后的古巴发现到处都有关于革命的口号和运动，比如“节约能源的革命”，古巴普通人认为革命形成的后果就是免费和普及的教育和医疗。若美国人回答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则会说“我们的革命传统就是自由，比如信仰和言论自由等”，他们会认为革命与社会福利没有关系。裴宜理教授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则比较含糊于革命议题。中国人有漫长的反抗传统，20世纪中国广泛的经济上的困难，同时也有一个不太稳定的国际环境，也需要一个比较有魅力的领袖与领导集团，来阐释问题的源泉与解决办法，去吸引和动员民众，也必须有一部分精英愿意参加这个运动，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了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王奇生教授指出，学界大都认为，1949年后的中共治理模式应该追溯到延安时期，因此对早期中共革命的关注不是太多，其实早期革命史值得进一步探索，比如陈独秀时期的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值得进一步探索，工会、农会、童子军等人员的迅速扩张现象也非常有学术价值。王笛教授认为，关注革命应该注意政治权力是如何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又是怎样参与公共生活甚至私人生活等命题。
罗岗教授则从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论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区分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并提醒与会者注意青年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提出的革命方向：一群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结合。这是从横向的视角来开展思考。而姜进教授更关注的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新”体现在哪些方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革命进程中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如何完成现代化。刘昶教授也对此议题深感兴趣，他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将革命理解为横空出世的现代组织方式，其实革命有着深厚的传统印记。
刘擎教授关切的是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他不同意“告别革命”说，认为革命意识形态不可能是完全虚假的，它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革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不过他也指出了革命的自我异化问题。革命形成了一种政治现实和政体，可能背叛了最初许诺的政治理想。冯筱才教授的兴趣则在指出国共两党的异同，以及毛泽东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多重形象。
张济顺教授在会议结束时语重心长地告诫道：我们应该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夹杂着世俗的实用主义倾向），第二种是虚无主义倾向，并指出作为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应该致力于建构一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新的知识体系。
本次会议虽然为时甚短，且规模较小，却交流充分成效显著，作为与会者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认为这次会议主题好，且密度大，让她很受启发，而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教授会后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的会议，而且有来自不同立场的学者围绕学术议题展开如此坦率、激烈和深刻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