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5日下午，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慕维仁（Viren Murthy）受邀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5303学术报告厅作“思勉人文讲座”第110场讲座，讲演主题是“亚洲主义与全球资本：重新解读‘竹内好问题’”。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罗岗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慕维仁教授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亚洲？在导论部分“为什么要讨论竹内好与亚洲”，慕维仁教授指出，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近十年来对于“亚洲”的讨论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后殖民理论的诉求是批评欧洲中心主义，而后者的背面即为亚洲主义。这一“亚洲主义”的提出，使得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因为相关论述会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西方的产物。在这一背景下“竹内好”便被不断征用，因为竹内好曾有许多关于“亚洲主义”的讨论。
在这里，我们需要历史地对不同时期的“亚洲主义”进行梳理：最早“亚洲主义”的提法产生于20世纪初期，同日本的明治维新、章太炎相关；其次是二战前后，包括竹内好等谈及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就是日本的帝国主义；接下来是二战后，这时的“亚洲主义”即为第三世界反对西方（竹内好也涉及）；最后就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因为此时再讲“第三世界”已经比较困难。
此外慕维仁教授认为，陈光兴和汪晖都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竹内好，即便对于亚洲主义和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关系，前者不愿谈及，而后者相关阐述要多一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竹内好是在福特式的资本本主义中谈论“亚洲主义”，他当时处于冷战的背景下，也就是说当时社会主义的理想还是存在的，从而竹内好的“亚洲主义”更易于同“革命”发生联系——即便孙歌不愿意谈及这点；而陈光兴和汪晖论述的语境是一个后福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冷战也已结束，他们的“亚洲主义”总和认同的政治、后现代的政治发生联系。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慕维仁教授围绕竹内好在不同时期的几段引文展开讨论。从《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竹内好强调的是东西方的对立，也就是说他把近代的问题视为西方的问题而非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便是他支持日本侵略战争的原因。战后，随着美国对日的占领，日本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从战后到1970年代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日本政府比较右，而日本的媒体和知识分子则比较左。这时，竹内好批评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后者是近代主义者，但是竹内好却同时支持中国革命（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革命），对此竹内好便要对中国革命重新进行解读。
在竹内好1948年（此时中国革命正在进行）著名的《何为近代》中，已经体现了其“亚洲主义”的想法。竹内好在检讨曾经对于日本侵略支持的同时，依然坚持其批评西方的立场。当时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美军对日的占领，他们把日本的帝国主义解释为封建主义，进而认为随着美军的到来日本可以获得解放。竹内好则看得更为清楚，他认为日本之所变成帝国主义，并不是因为日本曾经反对西方，而是因为日本学习西方，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接着他便区分了中国和日本，认为前者进入了历史，而后者未进入历史（孙歌常常提及“进入历史”，但她的论述却显得空洞，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是进入历史，进入什么历史），也就是说竹内好认为中国革命有一种世界史的意义，它是抵抗的象征。竹内好列出了各种亚洲抵抗的类型（列宁和高尔基型、孙文和鲁迅型、甘地和泰戈尔型、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伊本•沙特型——注意竹内好考虑到了伊斯兰，但没有论及韩国），而日本的问题是它没有属于自己的抵抗类型。
在万隆会议之后，竹内好作文《亚洲的民族主义》。十年前杜赞奇和德里克有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著名争论，前者认为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有一个模式、逻辑，而后者认为“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别的民族主义不同，而竹内哈显然是同意后者。竹内好认为亚洲的民族主义和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后者是资本主义在国家层面的自由竞争，而前者则是反帝国主义的，并带有未来性，希图塑造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世界。也就是说竹内好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的理想，而不仅是亚洲的理想。对于如何从“民族主义”过度到“社会主义”，是竹内好面对的尚未解决的理论困境，但是他认为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是一个使之实现的模式。
在著名的《作为的方法的亚洲》最后，竹内好指出东洋要改变西洋，这其实是指社会主义要改变资本主义，进而塑造另一种普遍性。竹内好将这种新的普遍性设想为“平等”，认为那将是一种既包括抽象的也包括具体的“平等”（区别于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平等）。当然在修辞上，竹内好不谈资本主义，而是谈帝国主义，谈东西方。
讲座的第三部分，慕维仁教授讨论了1980年代之后“竹内好”对后人产生的影响。竹内好在1977年去世，此时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日本兴起，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根据胡鞍钢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便已开始），中日也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前日本知识分子普遍对中国革命抱有希望，而到1970年代末他们都感到“文革”很差（当时他们觉得韩国和台湾的民主运动比较成功而产生希望），这几点便是“沟口雄三”出现的背景。沟口雄三早年自然也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但是在之后如《中国前现代的曲折展开》中他已经开始批评竹内好和毛主义者了。沟口雄三不要继承中国革命的论述，而是要在中国的前现代中寻找资源。所以，当时竹内好的全球模式已经不在，而是产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说法。
汪晖和陈光兴都继承了沟口雄三。在日本知识界谈及汪晖，他们都说他就是沟口。当然，汪晖对于明清、对于宋的解释，与沟口比较有关。不过汪晖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里的讲法还是体现了两个方面，既包括沟口的论述，也包括全球的论述。汪晖的《亚洲想象的谱系》更能体现他与竹内好的共通之处。这篇文章写于2002年，当时的语境是中国不断资本主义化（资本家可以加入中共），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论战越发激烈，所以我们能看到汪晖对于相关问题的回应。汪晖谈及了列宁对于孙中山的解释，即中国革命要反对资本主义却塑造了资本主义（也有人这样讲毛），中国革命虽然完成了资本主义，但其反帝国主义依然有意义。在文章的最后，汪晖一方面讲革命的可能性，一方面却也把革命和我们的关系讲得十分含糊。总之，他虽然对资本主义有一些关注，他的文章还是会回避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陈光兴对于资本主义问题的回避更加明显。陈光兴将沟口雄三和马克思最抽象的话相联系，避而不谈资本的逻辑，这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这背后既能看出他作为台湾的知识分子担心所谓的“大中国主义”，也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台湾的盛行有关。
讲座的第四部分，慕维仁教授谈及了他“从全球角度思考亚洲”的初步设想。这里的问题是，我们要考虑亚洲认同和改变资本主义有和关系？于是，就需要重新考虑革命的遗产。包括普殊同教授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愿意谈“工人运动”，因为普教授认为工人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后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没有工人。慕维仁教授就此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是工人的话，那么除了工人谁还能改变资本主义呢？作为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亚洲主义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总之，现在全球都在资本的逻辑之中，真正要谈“亚洲主义”，就要考虑“亚洲主义”和这个逻辑的联系，当然怎么联系还很困难。
讲座演讲部分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之后的听众提问环节中，来旁听的同学们踊跃发言，提出了“主体性与亚洲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亚洲主义与新威权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章太炎和亚洲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慕维仁教授一一进行了解答，此次讲座在热情洋溢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