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6日下午3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做客“思勉人文讲座”第131讲，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403冷战史研究中心为广大师生做了一场名为“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多民族参与的历史变迁”的精彩报告。报告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主持，各个院系的师生热烈参与了此次讲座。
姚大力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边疆史，代表作为《北方民族史十论》、《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这次报告是从历史、地理、人口等角度切入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为我们认清当下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提供历史的背景。
姚大力教授首先从分子人类学谈起，追溯了大约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史前人类进入中国的迁徙路线，并称之为“从南到北”的历史过程。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带来了知识上的创新，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史前人类、原始汉语与后来的人类与语言的区别，从中可以看到原始文明的多头起源、多元发展。
而到了大约公元前2000年，夏、商、西周所在的华北地区逐步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华夏由此诞生，开始了文明扩散的进程，是为“从北到南”的变迁过程。姚教授认为，华夏在华北兴起，一是由于自然生态的原因，二是其在社会动员与控制、产品分配、财富积累方式等方面有了提高。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加快了北人南迁的历史进程，如五胡乱华、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金人攻宋等。于是，先是江淮地区，后是江南地区，渐次兴旺起来。
讲完南北纵向问题，姚教授把视野转向东西横向问题，表现为“从东到西”的历史形态。在生态气候上，“黑河－腾冲”一线大致与300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符合，这是农业区与非农业区的界线，也是传统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线。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存在不少想当然的误解，一是以近代中国的版图来追溯古代，二是将秦以来形成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当成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的唯一模式。姚教授认为，解构民族主义神话，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因此，姚教授以唐代各个时期的版图变化为例，说明了传统中国在边疆治理上的问题。同时，姚教授从辽、金、元、清的历史脉络里提炼出了“内亚的边疆帝国模式”，即在“本部”实行君主官僚制下的郡县制，在边疆实行多元治理模式。正是这样的统治体系，才将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融合进了一个国家。这也正是清帝国覆亡之后，帝国版图得以保留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姚大力教授大致以每1000年为历史时段，讲述了三代兴起、形成了内夏外夷的格局；同时由于汉人南迁，东部中国被均质化；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西北、西部逐步被纳入到中国，但是在经济、文化上还是有所不同。姚教授将这段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的特点归结为，一是形成了超越王朝更替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即“中国”），二是这是由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专制君主官僚制、内亚边疆帝国模式）相互整合的结果，三是清代在治理边疆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姚大力教授最后总结到，我们现在需要修正民族主义的单一民族建国模式，回归到民族主义在起源时的政治诉求，即主权在民的民主化。近代民族国家基本都是旧帝国或者殖民帝国的瓦解与分裂所形成的，但是中华民国以承认所有列强与清帝国签订的条约为代价换取了国际体系对中华民国继承清帝国版图的承认，这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特殊性。当然，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普遍问题，外敌入侵或内乱、民族压迫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都会引起一个国家内的民族要求独立。因此，我们要有预见性，防止这些问题在中国发生，姚教授提醒说，中国的民族政策要注意以下方面：一是不要抱有一次性全盘解决民族的想法，不要把某些想法绝对真理化；二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保护少数民族的祖居地，不要用过于实用和物质的态度去看待少数民族；三是防止大汉族主义，不要用汉化的方式去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四是通过政治民主化来共同构建一个国族。
报告结束后，许纪霖教授总结道，姚大力教授的演说颠覆了很多我们的固有思维，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叙说，而且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来自多个院系的广大师生也是受益匪浅，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