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6日中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第39场午餐沙龙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沙龙主题为“契约•团结•共和”，由思勉高研院青年研究员、副教授崇明主讲。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擎教授担任主持，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拥华、历史学系孟钟捷老师担任讨论嘉宾。哲学系、历史系和高研院等院系的教师和研究员参与了此次沙龙。
崇老师的报告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十九世纪法国社会问题的爆发揭示了现代政治的内在张力；社会契约论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承诺和大规模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之间构成了反差，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导致了社会革命对政治民主的冲击；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以社会团结理论超越并巩固了社会契约，把自然权利延伸拓展为社会权利，最终在经历了多次革命和政变的动荡后建立了稳固和自由的民主共和国。此外，崇老师也希望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分析，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欧洲的福利国家危机。
首先，贫困、失业、乞讨、流浪等人类之不幸现象在现代政治诞生后成为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处理的社会问题。如果探究前现代的国家是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我们会发现前现代的个人是由所处的家庭、等级来界定的，如果遇到生活困难，他们首先求助于所属的行会等团体，国家在这中间承担的角色是很小的。对于边缘人群如流浪汉，前现代社会救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宗教、国家的监护和压制（多出于控制目的）。然而现代政治兴起后，社会契约论使得国家有义务为个体提供保护，这成为了处理社会问题之历史的转折点。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革命者强调得到社会的帮助是穷人的权利，而国家有义务使个体特别是穷人的自然权利得到保障，如果社会不能为国家提供这些保护，那么穷人就有权退出社会契约。由此，社会问题就成为了国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明确了国家的保护者功能，为福利国家理论提供了理论的基础。
然而，社会问题与现代政治的关系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暴露了现代政治的内在张力，对其前提——社会契约构成了挑战。自由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存在许多局限，它虽然是福利国家的起点，但在十九世纪尚未突破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进行重大干预，结果事实上无法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将能够创造财富、消除贫困，但工业化造成的大规模贫困打破了这一乌托邦资本主义的幻想。再者，自由主义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强调个体责任，认为个人未雨绸缪节俭自律的道德主义态度是应对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但事实上个体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应对社会问题，而要求个体承担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后果是不公正的。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者以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为前提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从生存权和财产权的正当性入手要求获得工作和通过工作获得财产的权利，并进而由工作权要求国家进行生产重组，从而对资本家的财产权构成了威胁。1848年在二月革命后爆发了六月革命，通过政治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在政治上落实社会契约但却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于是工人要求工作权并进而发动社会革命退出社会契约。共和国在社会革命引发的恐惧及其失败导致的失望下崩溃。
最终，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借助“团结理论”缓解了现代政治的内在张力，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当时，巴黎公社再次挑战了新生的第三共和国，让人们疑惑，政治民主是否必然导致社会革命？民主激发人们的权利诉求，但这些诉求存在分歧，冲突和斗争无法获得节制，对民主本身提出了威胁。如何在多元的权利诉求中获得共识，关系到民主是否还能发展下去。“团结理论”在此时帮助共和国度过了难关。“团结理论”最初是社会学家的贡献，尤以涂尔干为例，他强调社会团结而非个体利益和社会契约才是社会的真正纽带。涂尔干认为社会不是按照意志法律建成的，而是由社会分工形成的。涂尔干住处在契约之中不是一切都是契约性的，契约相对于团结是次要的，是衍生物。国家是社会依据社会团结进行自我修复的重要工具，从而国家获得了干预社会问题的科学依据。继而，这种团结理论被提升为团结主义，团结主义强调“债务优先于权利”，因为每个人的存在都获得了社会的许多帮助，继承了上一代的遗产，要为下一代贡献，因此每个人在出生时就都是负债者。同时，团结理论也并不否定个体权力：为了社会的充分发展，个人也必须充分享受权利，在为自己获取利益的时候也为社会贡献。第三共和国依据团结主义发展出风险社会化的理论，把风险作为社会分工的伴随物，不再追究工伤事故的个体责任，最终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推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
在崇老师的报告结束之后，刘拥华老师进一步阐述了涂尔干的团结理论，孟钟捷老师分析了德国社会思想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以及德国社会问题所揭示出来的德国历史的独特性，刘擎教授指出从英国、法国、德国的历史和思想比较研究社会问题以及从政治哲学角度理解社会纽带的意义，葛四友老师指出凯恩斯主义对于理解福利国家的重要性。最后，参与沙龙的老师和同学还就福利国家的问题、社会团结和社会契约的关系、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关系、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