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5日，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学者程映虹受邀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作“思勉人文讲座”第106讲，讲演主题是“塑造‘新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中的教育革命”，思勉高研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教授主持了这次讲座。
程映虹老师认为，在后共产革命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渐淡化，更多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等视角展开。共产革命的目标除了塑造新国家，更在于塑造共产主义“新人”。新人是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并获得升华，以无私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人格。其哲学基础是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认为环境可以塑造人性。新人不但是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且也有人类演化的意义。比如苏维埃人就被认为代表智人最高级分支。
在革命叙述中间，往往有一个起源的神圣时刻，比如在中国革命中间，1921年7月1日就是一个开天辟地的革命神话的开端，它除了具有政治的意义，还具有生物人种的意义。
那么，共产主义新人具有的一般特征：无私，消灭个人动机，将所有与个人相关的内容都服从于政党，塑造新人往往具有一整套的社会工程，新人形象是真实和虚构的混合物，比如作为新人代表形象的雷锋，就是一个既有历史真实又有意识形态虚构的混合体。
程老师分析指出，“新人”的社会工程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与人性改造相匹配的社会配套措施不健全。新人形象其实是将人极度矮化成“唯物主义者”，人被简化成为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人的灵魂、思想与情感等内在面相被严重忽视了，这其实是对人性的极度压抑，因此不符合人性的基本特性而导致失败。
程老师特别结合了其最新的对教育革命的研究深化了关于新人的讨论，他指出，在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过程中，教育革命是塑造新人工程的主要实验室。1950年代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基本目标就是塑造一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新人。共产主义社会预设了城乡、工农、脑力和体力劳动等三大差别的消灭，而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教育是导致这三大差别的关键原因。现代教育制度鼓励社会奋斗，将成绩作为在社会阶梯上爬升的主要根据，功利化的教育体系就会自我异化。1920年代的苏联，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以及在1960年代的古巴，教育的基本模式和教学方法仍旧是传统的，是以教师为主体、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些教育模式在这些时代基本瓦解，完全社会化的教育就不会产生精英（列宁主义政党的先锋队与精英的区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不是在反精英上具有共通性？）学校消亡论的提出？教育跟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是一个核心观念，现代教育被批评将人局限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半工半读等新型的教育模式被鼓励，认为是有助于人的全面成长。苏联教育当面对其负面后果时开始做教育方式的调整，开始重视学校教育的系统性，精英化的苏联教育强化了阶级的不平等，苏联教育过多地强调了正规性与体制性。中国等国家认为作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结合本国实际来探索教育革命的模式。古巴结合了毛和斯大林的模式，既强调意识形态，也注重社会实际。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讲话，大力倡导学校办工厂、农场等。到了1960年代，教育重新开始调整，回到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完全关闭，后来开放了工农兵学员的选拔制度，很多学科被简化，比如化学变成农业基础知识课程。（反智主义？）中国教育可以被概括为“开门办学”。，取消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界限，甚至连学习这个词语也不能使用，因为劳动就包含了学习。
古巴教育革命的特征：古巴有一个“学生下乡”的学校教育项目，到了1968年变成“学校在乡”，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学校在社区”。卡斯特罗认为新的城镇代表古巴革命的产物。古巴革命以后大学由七所变成三所，学校课程大大缩减，法学专业受到影响最大，技术类和师范类学生大大增加，上学学生需要保卫革命委员会开具介绍信，做出一定政治的评定。当时古巴教育要求学生讲生产劳动中遇到的问题引入课堂讨论。卡斯特罗倡导学校与社会的完全结合。卡斯特罗号召大家增加糖和咖啡的产量，后来转向依靠官僚，而不是依靠群众。卡斯特罗的教育革命与毛泽东的中国不谋而合。中国和古巴教育革命的激进化都是因为对于苏联的失望。两个国家的领袖都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卡斯特罗讽刺办在城市里的农业大学教授都是人行道上的农学家。斯大林的现代思想更强烈，俄国的知识传统和学术文化的精英还是得到尊重。
许纪霖教授在评论中指出，毛泽东时代的教育与苏联教育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后者依赖技术和官僚来统治国家，而毛泽东则是诉诸直接的群众运动来治理国家，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塑造新人的工程应该放置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来理解，它不但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教育革命，同时也是一场人性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许教授认为卢梭和霍布斯对待人性的假定存在重大区别：改造人性（人性的可完美性）与利用人性（丛林法则）。他提倡塑造圣人与小人之间的公民社会，塑造正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