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7日上午，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台湾清华大学“汉学的典范转移”整合型研究计划、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普林斯顿校友会上海分会联合主办的“新汉学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国际圆桌座谈会在华东师大王元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院长杨国荣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胡晓明教授，历史系牟发松教授，《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陈珏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副总编辑吕建先生，普林斯顿校友会上海分会代表胡善祥先生，复旦大学历史系韩升教授、吴以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黄宝华教授等应邀出席。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出版的意义及其主编杜希德教授对新汉学研究的巨大贡献、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及联系、汉学的典范转移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精彩的讨论，为师大学子以及国际汉学界奉献了一场学术盛宴。
会议由胡晓明教授主持。会议开始，分别由各主办方致开幕辞。首先，杨国荣院长追溯了汉学的历史源头，进而指出，新汉学研究不同于以往的传统汉学（较多地关注语言文字、文献典籍），它更偏重于社会史、文化史范畴，采用了一种“边缘视角”，对展示具体、多样、丰富的历史图景，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汉学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关注历史演变的主流方面与边缘之维的互动，以更全面的理解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然后，由陈珏教授宣读了台湾清华大学全球事务长王伟中先生的致辞；王先生指出了新汉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杜希德教授在世界新汉学研究中的重大贡献。之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健副总编辑简要介绍了这套新近出版的新汉学研究巨著《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最后，胡善祥先生在致辞中强调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及汉学研究的必要性。
之后，由台湾清华大学陈珏教授作了关于国际圆桌座谈会之缘起的报告。他指出，本次座谈会能够召开，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思勉高研院的召集和组织，以及胡晓明教授和胡善祥先生的推动和促进；此外，他还指出，本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在华东师大王元化研究中心举办，是因为中西方汉学的研究与融合，也是已故王元化先生的夙愿。然后，与会学者们观看了由香港合和实业总裁胡应湘爵士，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和美国商务部前助理副部长葛艾儒（Ira Kasoff）博士所作的，题为“我与杜希德”的嘉宾视频演说。演说强调了杜希德教授一生对国际汉学界做出的贡献，以及这套丛刊的深远影响。王汎森院士和葛艾儒博士都曾在丛刊中出版过重磅学术专书；而胡应湘爵士的慷慨捐赠，及“胡应湘”汉学讲座的成立，则影响了当代汉学史的一部分。
接下来，与会的学者纷纷发言，从各学科、各领域的视角出发，围绕新汉学研究、汉学的典范转移、中西学术研究的对比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首先发言的是上海古籍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他指出，这套丛刊的出版具有深远的意义，希望各界学者能够继续对新汉学的理论和系统进行整理，把这样一个工作继续下去。之后，他通过海外新汉学学者所做的对唐代诗人与权贵之间关系及唐诗传统的再分析，以及唐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等例子，表明这套丛刊具有一种“广阔的视野、丰富的资料、独特的视角”。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黄宝华教授认为，这套丛刊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乾嘉学派的翔实的考据传统；例如丛刊中的《唐代官修史籍考》的态度之严谨与资料之充实，令人惊讶。尤其可贵的是，海外汉学家不仅在某些具体的、学术的“点”上有着详细的考据，而且能够形成一个宏伟的学术架构。所以他指出，要发挥中国的传统学术，必须要学习和借鉴西学。
接下来，与会学者探讨了关于本次丛刊的翻译的若干问题。复旦大学历史系韩升教授针对外国学术译著翻译成中文的问题，指出：中国的学者在翻译外国著作的过程中，应该对其思想进行整理，并且形成一种“问题意识”。他强调，要重视对西方著作的“学术源流和学术规范”的研究，方能有所裨益。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针对这套丛刊的意义表示：这套书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史研究的一个“多元视角”，并进行了有意义的创新：并非玩弄和制造新的概念，而是在扎实的学术功底的基础上，在可靠的文献依据的支撑下进行的创新。对于传统汉学和新汉学、新史学之关系，他认为，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是完全分离，而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新汉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对传统学术的准确把握。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吴以义教授针对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主题，即学术规范、典范的转移，指出规范这一概念首先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的、社会的研究不应该拘泥于典范的形式之中；并且介绍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库恩教授对于“汉学典范转移”的开创之功。
华东师大历史系的牟发松教授继续关于“汉学典范转移”的讨论，表示杜希德所做的典范转移是扬弃式的，甚至具有中国传统中的“存亡继绝”之意义。他举了“中国门第制度与印度种姓制度的对比”之例，指出杜希德的研究，带有旧汉学的眼光，同时又能将第二次和第一次典范融为一炉；这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更具亲切感。
在本次会议的最后，胡晓明教授作了总结发言。首先，他指出了本次出版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在汉学研究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视野，加深了中国学者对于杜希德教授的了解，以及对新汉学典范转移的认知。其次，他指出，对于汉学研究的规范和方法的问题，要抱有一种“新中有旧”，“喜新而不厌旧”的态度；他指出，在重视创新，对西方学术传统和经典进行吸收和学习的同时，要有自己的材料、观点和问题意识；他引用王元化先生的一句话：“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系。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同的文化是应该互相开放，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最后，要注意和警惕到汉学研究中“汉学主义”的倾向。他提出，汉学未来的格局，一定是新与旧的结合。
杜希德和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对二十一世纪新汉学的全球化发展，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本次国际圆桌座谈会，在《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五卷套装本的出版之际，围绕回顾与展望杜希德的贡献之当代意义，邀请两岸和国际的知名人士，畅谈新汉学及其典范，是一场高端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