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学术沙龙一楼大厅举行了一场以“围绕作者的概念的中法对话”为主题的跨学科沙龙。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姜丹丹副教授召集并主持了这次学术沙龙。对话分为四个部分，持续近十个小时。勃艮第大学若艾尔•乐禾（Joël Loehr）教授、文本与文化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蒂迪尔•苏里耶（Didier Souiller）教授，新索邦大学教授兼华东师大法语系顾问张寅德教授，以及华东师大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教授为对话的主讲。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人文社科专员卢逸凡（Ivan Rudivitch）博士，中国社科院涂卫群副研究员，著名翻译家马振骋先生，华东师大中文系朱志荣教授、刘晓丽教授、范劲副教授、陶国山博士、法语系王静教授、杭零博士、金桔芳博士、英语系陈俊松博士等出席并参与了研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高建红、何花、古岗编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社科沙龙。
社科沙龙的第一部分由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马振骋先生主持。袁筱一教授做了题为“翻译的主体性与作者的问题”的发言。袁教授的发言从米歇尔•福柯和罗兰•巴特对“作者”身份的质疑开始。无论是福柯所谓“作者是什么”，还是巴特的“作者已死”，其对文学所带来的颠覆性是巨大的，可以等同于尼采的“上帝已死”给现代思想带来的震动。
由作者身份受到质疑的问题，必然引发“译者”的身份问题。因为，如果认可“作者已死”，那么译者如何能够隐身在“死者”身后，又该忠诚于谁？袁教授为此提出了对两个概念的再思考：翻译主体和译者。译作的“作者”首先是原文作者，原作者的存在导致了译者的“隐身”。在这里，袁教授引用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翻译时代》（L’Age de la Traduction）中对译者隐身的要求为标准：“翻译为了达到一种透明的效果，必须是无主体的”。也即好的译文，应该具有这样的效果——仿佛是原作者直接用目的语进行的写作。所以，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是原文作者在目的语中“来世的生命”，而作者的不朽正取决于能否呼唤 “来世的生命”。进一步说，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不仅需要理解原作，还应当激发原作的意义。在译者身份这一问题上，袁教授认为，译者不仅是理解主体，同时也是译作的创作主体。一部不朽的作品可以呼唤“来世的生命”，但译作不可，译作的接受决定了其所具有的价值。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点评人朱志荣教授认为，贝尔曼所认为的翻译应当处于的“透明”、“无主体”的状态是不现实的；语言中总有差异存在，“作者已死”则是一种偏见论。张寅德老师、姜丹丹老师等从美学与伦理的角度评价了袁教授论述的翻译观。
社科沙龙的第二部分是张寅德教授所做的主题为“民主的虚构与作者的问题：关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文系朱志荣教授主持。围绕“作者概念”这一主题，张寅德教授从“民主的虚构”和“作者的问题”两个维度展开对当代小说的思考。张教授首先廓清，这里所谓的“民主”，并非是政治上的民主概念，而是强调体制上的建构性，并且具有一种对现代生活反省、抗拒甚至颠覆的作用。他把“民主”阐发为一个建构-推翻-再建构的循环过程，因而可以视之为是权力虚构的结果。这种“虚构”，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信任的搁置，把“真实”的问题搁置在一边。因此，他认为，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带有政治性与自主性的品质，这里的政治性指的是文学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关系，自主性则体现了传统小说中所缺乏的作者意识。《阿Q正传》尾声中作者的退场，为小说创造了一定的社会空间，也体现出该作品一定的民主虚构性。而在文革以后大量出现的镜像式的实验小说，所谓的“戏中戏”，也具有民主虚构的成分。张教授以莫言的作品《红高粱》、《酒国》和《蛙》为例，从三部小说不同的反讽风格入手，对其民主虚构性加以阐述。《红高粱》是一种争锋相对的、浪漫主义式的断裂反讽；《酒国》运用的是镜像式、反省式的自我反讽；而在《蛙》中则更多体现了作者与读者间疏离，即写作主体与阅读主体间的反讽。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不仅仅是民主性或者虚构性的单一呈现，而是反讽者与阐释者之间张力的体现，这种张力与文本间性有关，我们可称之为“民主的虚构”。发言结束后，评论人中文系范劲老师、刘晓丽老师从“历史”的双重性问题、复调叙事等角度与张教授展开了具有理论深度的对话。
社科沙龙第三部分是若埃尔•乐禾教授主讲，这一部分的主题是“批评的科学与作者的意识：对普罗斯特的考究”。张寅德教授为主持人，姜丹丹副教授担任翻译。乐禾教授的发言以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和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对于普鲁斯特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研究为中心，顺便简述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新批评”派学者的普鲁斯特研究史。所谓新批评派，不同学者的立场也存在很大的歧异，但他们都认为，批评家能够而且应该比作者知道更多。乐禾教授用一句幽默的话概括道：“如果我们要了解水族馆的话，最好不要成为水里的鱼。”他指出，基拉尔和热奈特都注意到了《追忆逝水年华》中话语层面和叙事层面的区分。乐禾引用基拉尔的观点，认为普鲁斯特将叙述话语凌驾于小说人物欲望体验至上的写法，从叙事上来讲，并不是一种成功的尝试。然而这种写法，很可能是普鲁斯特故意为之，目的是实现话语层面或者作者的思想层面，与叙述层面的某种分离。乐禾称之为“一种狡猾的修辞学”，这种修辞策略在《追忆逝水年华》循环性的小说结构内部不断得以体现。与此类似，热奈特认为普鲁斯特这种写法是小说的思想层面与小说材质之间的一种抵抗关系。而且，普鲁斯特的写法是将小说不同时间段落不断加以凝聚和变形。小说在叙事层面虽然体现为回忆，但在此，记忆并非是线性的编年体式的，而是一种记忆的反射和倒影，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小说各部分的时间秩序是颠倒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乐禾教授举出了小说中主人公马塞尔躺在姨妈家的沙发上回忆往事的一段。在这一段，普鲁斯特故意让叙述者的思想为情欲所左右，琐碎的记忆片段不断杂乱无章地涌现，记忆以倒影的形态非线性地呈现，传统的叙述时序被彻底颠覆了。乐禾教授提醒道，此时不能把“色情狂”马塞尔与艺术家普鲁斯特混为一谈，虽然这是阅读这一部分时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普鲁斯特这种“偏离航向的叙述”的目的是“重建无力重建的过去”。而且，叙述者迂回蜿蜒的叙述，颠覆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人们习见的心理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溢出了以往作者控制下的、经过精心谋划的修辞学的范畴。乐禾教授赞同法国新批评派的这一观点，作者不知自己在言说什么，故在谈及叙述话语时，“作者应该缄默”，而批评家则是“依靠作者的不完美去生存”。在发言的最后，他强调了这样三点：1、反对十九世纪的经验性传记性的作家研究；2、坚持消解作家阐释作品时的权威性——正如从瓦莱里（Paul Valery）以来直到蒂博代（Thibaudet）所坚持的观点，即“是言语在叙述，而不是人”；3、因此，在作品中摸索“暗含的作者”也即话语研究成为一条新路——尽管这是为热奈特所反对的。
在乐禾教授的发言结束后，陶国山老师和涂卫群老师对他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回应。陶老师结合法国文学评论史的梳理、尤其是结合评论家蒂波岱与乔治•布莱的观点对讲座进行了综述，并向乐禾教授提问相对于结构主义法国当代批评的新方法何在。涂卫群老师的发言主要针对乐禾教授对“作者”的消解展开。涂老师并不完全赞同乐禾教授对于作者在话语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她认为乐禾教授过分强调了普鲁斯特作为文学资源对于批评家的启发，却忽视了作家的主观方面，她指出这种观点未免太过悲观。乐禾教授因此对自己的立场重新进行了解释和阐发，并风趣地引用乔治•布莱的话来解嘲：“批评家仿佛是把孔雀羽毛装在身上，为了有一天取代国王（作者）。”
第四场发言由法国勃艮第大学的苏里耶（Didier Souiller）教授主讲，他发言的主题是“作者的虚构与流浪汉叙事：从拉伯雷到狄德罗”。法国领事馆人文社科专员卢逸凡（Ivan Rudivitch）博士主持，我校法语系金桔芳老师担任翻译。卢逸凡博士首先介绍了“流浪汉小说”的起源，这种体裁产生于中世纪，往往表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与同期的骑士文学、传奇正好相反。作为一种小说模式，流浪汉小说大兴于文艺复兴前后的西班牙，产生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小赖子》、《吉尔•布拉斯》等。这些都是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而苏里耶教授的发言，则是围绕着法国流浪汉小说展开。从《巨人传》、《玛丽安娜的一生》、《暴发的奴隶》，一直到《宿命论者雅克》，他为在场观众介绍了流浪汉小说在法国的发展。苏里耶教授指出，法国的流浪汉小说之所以该从拉伯雷算起，因为是《巨人传》第一个舍弃和颠覆了传统骑士文学所代表的价值观。拉伯雷在这部小说中构筑了在此前欧洲文学中尚模糊的“作者”形象。他把大量有关自己生平的真实材料加入到小说的叙述中，目的并不在于创造“真实”效果，而是为了凸显作者的存在。但《巨人传》中的全知叙事视角还是比较完整的。而在索雷尔（Sorrell）的小说里，小说家掌握了叙述的选择权，传统的全知叙事遭到挑战。在他的某些作品里，作者拒绝了自己的作者地位，自称是“只有右手在运动”。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中世纪文学主题的鲜明，索雷尔的小说里更多利用了偶然性，这些偶然性情节并无主题性思考，很难从中找出“意义”来。至于像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最后的改邪归正结局，在索雷尔的流浪汉小说中也是见不到的。作者故意对一切正面意义采取一种模糊的、超然的态度，首先是要不给宗教迫害者以口实，更重要的是意在引起读者思考。当然他所期待的读者是“精神健康有判断力的人”。
然后，苏里耶教授又介绍了马里沃（Marivaux）的小说《玛丽安娜的一生》和《暴发的奴隶》。在这两篇小说里，马里沃相对索雷尔表现出了更多的在素材表现上的权力意识，忽略那些有利于表现主题但是作家却对其缺乏兴趣的材料。在马里沃的小说里，作者都隐藏在回忆录规则之下，避免此前小说中热衷表现的公共性题材。而在狄德罗完成于1760年的《宿命论者雅克》里面，这种作者意识发展到了极致。与传统的自传式虚构不同，作者导演了一场真正的叙事对话，小说的线性结构完全被打破。主人既是雅克诉说的倾听对象，也是读者的化身。苏里耶教授指出，在这样的小说里寻找意义是徒劳的，故事中的事件仅仅表现为一系列结果而已。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作者的全能。最后，苏里耶教授总结道，索雷尔这样的作家更为重视的是在小说里表达作家自己的立场，而不仅仅是讲述故事。这体现了文艺复兴以来法国小说中作者自主性意识的提升。而从文学史角度看来，正是从十七世纪开始，作家开始体现其在小说中的至高无上性，他们在叙事上的超脱和游刃有余，使得小说中的作者真的带有了小说世界中的上帝的职能。刘晓丽老师从文学史角度上强调了这种小说中的作者意识逐渐强化、由隐到显的过程。
思勉高研院姜丹丹老师对社科沙龙进行了总结，她引用日内瓦学派的观点，指出“作者被从门赶出去，又从窗户回来”，并从主体性与创造性的角度引申了在宣告作者之死之后重新深入考察作者的问题的重要意义。本次跨学科沙龙主题鲜明、气氛活跃。四场精彩绝伦的讲座，数位嘉宾生动细致的点评都令人印象深刻。参与本次沙龙活动的，除了做主题发言的中法学者，还有本校人文学科各系所教师、研究生，均表示深受启迪，收获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