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勉人文讲座第138讲“新自由主义想象与理性空间”于2013年5月2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Martin Jay（马丁•杰伊）教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哲学系教授童世骏主持。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刘擎，政治学系吴冠军，国关学院崇明等多位老师和校内外众多同学参与了交流与讨论，叶斌老师对Jay教授的讲稿做了翻译。
Jay教授首先介绍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背景及其特色，即在新保守主义衰落之后，美国右翼的保守主义者现在推崇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区别于传统的保守主义对于理性在政治中的运用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最新表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则偏爱理性的冰冷逻辑，把对“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追求作为最高价值。作为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灵感之一，艾恩•兰德（Ayn Land）时常提醒其追随者，“对理性的自我利益（rational self-interest）的追求”是“客观的”伦理学的最高价值。
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理性（rationality）究竟是什么意思？Jay教授将其概括为三种理性方式：第一种是手段—目的理性（means-ends rationality），即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用来与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形成对照。这样一个本质上个人主义的理性版本是以一个孤立、自主、主权的主体模型为基础的，此一主体被理解为能够计算出最佳手段去最大化他或她所渴望的任何目的之实现可能的行为体。在最为根本的层次上，此一主体被认为受所谓自我利益驱使，不管自我利益被怎样理解（有时表面上利他的动机被重新描述为在更深层次上是自私的）。第二种是理性选择理论影响下得出的博弈理论，在这种理性中，系统的所谓逻辑及其变化的速度超出了个人的意图，并且任何人都没有能力通过谨慎地选择有效手段去控制它。第三种是福柯所谓的“治理术”，指的是政治权威通过微妙的影响控制其民众的方法，它动员了正常化技术和规范性的散漫的实践来规训其民众，使他们按一定的方式行事，表面上他们在行使自治，实际上他们在间接地追随一个遥远的导师。
Jay教授认为，上述三种理性变体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不断变化着的，实际上它们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但饶有意味的是，另一种理性变体实际上被新自由主义排除在外了，那是塞勒斯在“理性空间”这个词组中明确指向的一种理性，我们可以借用哈贝马斯的著名术语，称之为“沟通理性”。沟通理性是对话的或多方对谈的（pluralogical），而不是像工具理性那样自言自语的。它本来就是主体间的，并不以单个主体的意识为基础，不管该主体得自推理的力量、或得自据称历史之外的超越性主体的力量是如何强大。沟通理性是公共的，因为它是在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注视之下，而不是在秘密状态下或者在一个无人检查的自动导航系统下运作。它所立足的互相依赖性（interdependence）不同于功能主义的互相依赖性，后者指的是由无人控制的规定过程无意中所产生的各种效果之合成。沟通理性重视有意向的言说（intended utterances）所达到的水平，沟通过程的所有参与者都可对这些言说的含义作审慎的思考。同时，区别于以上基于“空间”的讨论，沟通理性的时间性则是审慎的、不匆忙的、有心的（mindful）。它要求把新自由主义旋涡的快速节奏放慢下来，要求考虑所有相关的论证和反证，并判断出何者为最佳选择——或至少是可能的较好选择。
最后，Jay教授指出，要在所有参与其中的理性类型之间保持相对平衡，防止其中之一（像通常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所见到的那样）帝国式地凌驾于其他类型之上。为此，Jay教授对沟通理性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冲击下的前景表示了一定的悲观，但也希望大家可以一道努力，制止或哪怕滞缓威胁着要碾碎一切的新自由主义重型卡车。
在讲座的讨论阶段，诸位老师和同学结合各自的理解向Jay教授提问，Jay教授细致地回答了大家的问题。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