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5日中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第32场午餐沙龙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沙龙主题为“社会主义喜剧与‘内在自然’的改造”，由上海大学中文系教师、华东师大批评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朱羽老师担任发言人，批评理论研究中心另一位兼职研究员朱康博士担任评论嘉宾。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罗岗，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刘擎，中文系黄平老师担任讨论嘉宾。
朱羽老师在演讲中提出了四个基本的问题意识，也可看作本次演讲的基本脉络。即，一、已有关于喜剧的话语（比如古典诗学、启蒙哲学-美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等）是否足以把握社会主义新喜剧电影现象。换言之，新喜剧电影到底“新”在何处？二、如何通过笑的现象来勾联艺术形式、情感结构与社会政治？为什么“笑”可以作为社会主义主体改造甚至是感觉革命的“指针”之一？新喜剧现象又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难点的“结晶化”？三、如何透过喜剧形式来探讨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结构，从而尝试窥探新人的内心生活的建构，探讨其自发性甚至“无意识”，追问“内在自然”的构筑及其难度。四、如何从新喜剧现象里重新思考美学-政治？具体到演讲内容，他首先回顾了喜剧与笑的三种基本理论：优越论、缓释论及不一致论，并详细介绍了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对于“优越论”的征用以及“讽刺”问题，进而将社会主义新喜剧置于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理论脉络中进行讨论。他梳理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喜剧的历史脉络，从表现“工农兵”形象与声音，呈现更高的“人”；“双百”时期，“讽刺喜剧”的复兴；到再现生活本身的快乐，而非单纯讽刺，引发人们崇敬的笑的“社会主义新喜剧”。在具体讨论引发人们崇敬的笑的社会主义新喜剧时，朱羽老师选取《今天我休息》作为研究文本，并就马天明这一喜剧形象进行了重点阐释。在演讲的最后，朱羽老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问题。他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短暂的喜剧年代，歌颂型喜剧在短暂辉煌之后便遭到了众多批判。而“鲜明的正面的喜剧形象”的塑造面临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方面正面的喜剧人物如何让人发笑？另一方面，如何使观众对正面喜剧形象抱有崇高的笑？对于喜剧主体来说，其本身存在一种微妙的“裂隙”，即“我”所想要的与“我”所享受的之间的不一致性。而对社会主义喜剧思考的真正难点在于歌颂型喜剧在召唤一种“崇敬的笑”的同时，实际上是召唤一种新的观众，一种新的感官或“内在自然”，这才是社会主义喜剧的教育本质所在，而事实上这种教育或“内在自然”是否实现了呢？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点评嘉宾朱康老师认为朱羽老师的演讲将中国社会主义喜剧放在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至马克思的脉络中进行讨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喜剧确立了正当性。同时，他认为这篇演讲是将社会主义经验话语纳入严肃理论讨论的有意义尝试。但朱康老师希望通过这篇演讲就两个方面的问题与朱羽老师做进一步探讨：一是社会主义喜剧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关系。即，新喜剧崇高主体直接与黑格尔喜剧主体相勾连，是否缺少理论中介；对社会主义喜剧的教育效果仍应再做讨论；二是存在“裂隙”的新喜剧主体，其内部新旧生命如何组合在一起？在演讲中，这二者是否仅仅表现出一种静止的辩证法？讨论嘉宾罗岗老师点出在探讨社会主义喜剧作品的构筑中，应该关注喜剧的情境，即新的生活情境。关注喜剧主体的重点不在于其个人品质，而更应该注意其具体的生活情境。就《今天我休息》的马天明而言，编剧对他的生活情境进行了“外景内景化”的处理，他所在的工人新村，被内景为一个家庭内部空间，实现了警民一家的和睦关系。在只有在这种情境中，马天明的爱管闲事、由爱管闲事引发的笑料才有了存在的合法性。通过与六十年代的喜剧相比较，讨论嘉宾黄平老师提出了对九十年代所谓“漫长喜剧时代”的看法。他按指向目标的不同，将九十年代喜剧分为三个方面：指向中小资产阶级的喜剧，如周星驰的电影，韩寒的小说等；指向农民的喜剧，如赵本山的电视节目；指向市民阶级的喜剧，如冯小刚的电影。
最后朱羽老师对各位嘉宾提出的意见做了一一回应，为此次沙龙完满作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