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华师大讲演“好人为什么受苦”
东方早报2011年10月17日
记者 田波澜
昨日，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双科博士冯象在华东师范大学“首届人文思想节”上就世人经常提及的“好人为什么受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研究领域横跨法律、文学、宗教、哲学的冯象重新翻译的《圣经》，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已出版了三卷。对于“好人为什么受苦？”，冯象从《希伯来圣经》第三章中的《约伯记》谈起，“《约伯记》是一部怀疑主义作品，表达抗议，指责上帝不公，并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好人为什么受苦？’”。
《约伯记》内容简单，像一个民间故事。约伯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好人，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并因上帝的赐福而生活幸福。作为上帝使者的撒旦，却认为约伯作为上帝义人的忠诚性未经考验，所谓好人是存在疑问的。上帝与撒旦打赌，允许后者去全权处置约伯，但不许伤他的性命，借此来检测约伯的信仰动机的虔诚。撒旦两次施法，第一次让约伯家破人亡，只剩下妻子；第二次，让约伯无家可归，长满毒疮，坐在灰堆上，用瓦片刮身体。约伯的朋友们以传统的宗教观点来解释约伯的灾难，认为上帝赏善罚恶，约伯蒙受苦难，无疑是他有罪。而约伯坚持自身的清白无辜，并因此而质问上帝的赏罚不明。最终，上帝加倍赐福于约伯，约伯得以四世同堂而寿终正寝于140岁的高龄。
冯象在引述这个故事后指出，“约伯的苦难来自于撒旦的怀疑和上帝的考验。从信仰的绝对性和上帝信仰的绝对主权来说，受苦是信仰的本身，是人世的定数。撒旦与上帝打赌的目的是检测好人的坚定性。撒旦通过这个打赌，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有罪推定。我们先假定约伯有罪，然后我们通过给他制造苦难来考验他是否真的有罪。在上帝与撒旦对约伯的考验中，充满了不公正。从前，人们相信‘善恶有报’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约定，在这个体系中，好人会得到庇佑，坏人会受到报应。可是在约伯的故事中，这一切都反转过来了，善恶不再有报。”
那么上帝与撒旦对约伯的考验，与基督教经典中最著名的考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考验存在何种异同呢？冯象认为：“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将其晚年得来的儿子以撒作为献祭，而亚伯拉罕确实如此将儿子带到上帝指定的地方，并将儿子捆绑。这时候，上帝指示其可以用羊羔作为替代物献祭。在此过程中，亚伯拉罕仅仅是在内心上经过做决断的煎熬，而没有在事实上蒙受不义和苦难，而且最终上帝以启示的方式告知了他应该如何做。”
因此，冯象认为，约伯的故事更多的不像是考验忠诚，而是一种迫害。冯象说约伯的质问非常具有穿透力：“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到这种困境之中？上帝故意折磨一个无罪的人，意义何在？如果像约伯这样最忠实于上帝的人落难了、上帝都可以无动于衷，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的生命是上帝眷顾的？”
自然，讲述这个宗教故事并非冯象教授的初衷，他的思考落脚点其实在对20世纪革命，以及当代世界道德现状的深思：“约伯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在上帝颁布的律法失效之后，在有罪推定大行于道的时刻，当恶主宰世界之后，好人的蒙冤成为必然。其实，我们今日生活的世界，是造物者离开之后的世界，是撒旦主宰的世界。今日世界的荒谬在于，但凡想做好人的人，就必须要受苦。你必须受苦，受苦才能证明你是好人、你没有和这个糟糕的世界同流合污；受苦成为了好人、或有信仰者的标志。一个好人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困境呢？很多学者都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约伯记》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反思：最高的神也是有可能渎职的，上帝也是有可能犯错的。”
就20世纪中国革命而言，冯象也曾经是一个亲历者，他年轻时也曾上山下乡，深刻体验过革命年代的悲欢离合，同时也观察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对革命遗产的轻率的处置。冯象在演讲的最后指出：“约伯蒙难的故事和我们中国 20世纪的革命有很多相同之处。那么多人民（都是好人）曾经被坚定的信仰驱动，曾经赴汤蹈火；但他们也曾经被信仰或主权者伤害，因此对自己曾经的信仰产生怀疑。如何在怀疑、遗忘和保持信仰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这个问题值得探索。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很多人都试图用‘告别革命”’抵抗革命对人民的迫害。但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那里。在建立好了撒旦之邦之后，如何能够重建乌托邦？西方学者对此多有讨论，但缺乏实践。而我们中国，在我看来，是有可能走上实践道路的。”主持演讲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指出：“这种将宗教资源与革命实践对接的思考方式，对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视角。不过，这种重新肯定革命之深厚伦理意义的神义论，会不会演化为另一种恶？革命会召回上帝，以上帝的名义进行革命，会不会产生人间的撒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