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2日下午3时，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报告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傅葆石正式受聘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座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姜进主持受聘仪式和讲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国荣为傅葆石教授颁发聘书。受聘仪式后，傅葆石教授作题为“历史的边缘——上海影人与战后香港”的就职演讲。高研院、历史系的部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仪式并聆听讲座。
傅葆石（Poshek FU）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华语电影研究、上海文化研究。出版专著有：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译本《双城故事：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香港的中国：邵氏电影》（2011）等。
傅教授的讲座主要通过研究电影及电影从业者，来探讨1945年战后至50年代上海文化与香港的关系，两个城市在抗战结束、冷战开始的时期内有着怎样的互动，当时中国公共领域关怀的热点在香港如何被同样热烈讨论。1941年至1945年上海沦陷时期，留在日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影人被称为“附逆影人”，如导演张善琨、岳枫和演员李丽华。“附逆影人”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上海影界受到排挤。这时的重要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等都是追随国府离开上海到后方的影人所制作，“附逆影人”没有资格参与。而抗战时期的香港，电影业完全停顿，1945年后，一批上海人的入迁才使得香港电影复兴。三家大型电影公司：大中华、永华和长城先后在香港成立。这时的香港电影面临着市场的定位选择，是定位于中国还是台湾？市场的定位由此影响到影片的文化氛围、演员的来源等方面。
随后，傅教授选取了影片《花街》为例进行分析。此部电影全为“附逆影人”在香港所拍摄。电影讲述了上海沦陷时一个家庭的故事。男主角小葫芦在母亲的劝说下，才带着妻女离开上海的花街，逃难途中与妻女离散。妻女回到花街与老母亲卖唱、卖花，相依为命。小葫芦心中挂念母亲，于是也回到了沦陷的上海，与家人团聚，并重操卖唱旧业。后来日军逼迫小葫芦演唱东亚亲善歌，小葫芦为了家人和剧院朋友的安危，答应卖唱，但在表演时将唱词更改，控诉日军暴行。
傅教授指出，《花街》和此时香港的其他电影一样，基本沿袭了上海30年代的商业电影风格，是一部小成本制作的商业电影，但是这部影片包含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影片的制作者、演员都是“附逆影人”，小葫芦就是他们的化身。小葫芦因挂念母亲回到沦陷区的上海，为保全家人和朋友答应唱东亚亲善，这样的选择虽有悖国家大义，但合乎人情伦常。《花街》其实是“附逆影人”在香港这一边缘地区，通过普通人生活经历的叙述，表达了他们选择留在沦陷区上海的原因。这样的叙述在大陆的主流电影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附逆影人”的声音在香港得到了表达。
报告结束以后，老师和同学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热烈充分的讨论。讲座前，傅葆石教授还与有兴趣前来的老师、同学进行了座谈，介绍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大时代里的小女人》，并也与老师、同学们进行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