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纪之交’——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研讨会在沪举行
5月22日至2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办的“两次‘世纪之交’——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围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转型时代，以及从1990年代末至今的社会转型，来自东京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一桥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的学者，从各自的理路和研究出发，展开了相当激烈而富有成果的对话和讨论。与会学者都认为，在又一个世纪刚刚过去的时刻，关切近代中国历史，同时又关注当代中国的制度建设和文化重构的学者聚集在一起，通过对这两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文化与心态的发掘与重现，形成一种开放而理性的讨论和交流，以达成共识，推动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理解尤为重要。
许纪霖：
民初强国梦的嬗变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因此，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与会者饶有兴趣的一个研讨话题。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提交的论文着重探讨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即其具体内容而言，就是从严复式的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的变迁。他指出晚清是一个国家主义狂飙的年代。日益弥漫的物质实利主义摧毁了中国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与精神危机。不久后爆发的欧洲世界大战，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的废墟之中意识到国家主义与物质主义是现代文明两帖可怕的毒药，于是从生存竞争的迷雾中醒来，产生了五四时代广泛而多元的文明自觉，从以力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转向了普世价值的新文明探求。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因而也结束了晚清时期的去价值、去道德的实力趋向，重新获得了普世性的文明基础和道德正当性。
尾崎文昭：
从文学看20世纪中国人精神
日本东京大学尾崎文昭教授着重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成长、成熟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来考察贯穿在20世纪中国国人精神世界的变奏与变形。他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登场的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时代特质，这种现代文学，替代了传统的历史学和哲学的道德功能，在新时代赋予中国人以存在的意义感，具有一定的社会功利色彩，说到底，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旨在救亡图存的文学。
在尾崎文昭教授看来，这种自中国的启蒙运动中衍生出来的文学形式和文学特质，到了20世纪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期的文学者不再认为文学应该承担爱国主义，文学也不应该是普世性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伦理的支撑者，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电子媒介和互联网的出现，文学的传播路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发达的大众社会和繁荣的消费文化，构造了文学存在的另一种时代背景。尾崎文昭教授对这一趋向基本上持一种批评性的态度，他认为在文学的这一世俗化进程中，个体的人的思维由持续性慢慢变成短暂性，缺乏一种深度关注对象的能力，人的阅读也由时间性的体验变成空间性的游荡（比如在网络上），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变脸成了大众化的世俗文学。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因应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一种民族自救的政治行动，那么今天中国激荡的各种思潮，则是在中华民族基本上实现了晚清时期所寻求的富强目标时，展开的一种价值论述的竞争，其实质除了试图解释中国崛起的内外因素外，还试图给价值虚无主义的当代中国注射一种合法性的强心剂。
贺桂梅：
整理“中国叙述”
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贺桂梅副教授对弥漫在中国知识界和公共社会各种形式的“中国叙述”进行了细致的分述和整理，为普通读者勾描了一幅当代中国的知识谱系图画。她在论文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无疑使得西方（世界）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这种“目光”也是“纵横交错”的，它将带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文化注视，也将带出后冷战式的政治冲突，以及地缘政治的博弈。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这种新的政治格局中如何塑造自身作为“中国”的主权国家形象，也必然要求着文化建构的加入。在他者与自我的目光的互动中，中国历史自身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也被带出来。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成为了一个可以有不同力量介入的政治场域。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文化市场、民众认同与知识界实践在如何重新认知中国“传统”这一点上，共同造就了一种民族性心态在新世纪之交的转变。这包括中国政府如何建构“国家形象”、“软实力”的制度性实践，比如对“国学”的制度性扶植，比如对儒学与孔子的重新塑造，比如借助传统文化提出诸如“和谐社会”等的政治构想等；也包括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旅游业、影视文化产业、大众消费文化等层面上，对作为一种“被展览的文化”的中国性的建构与消费。
贺桂梅的学术报告激起了在场学者与学生的广泛参与和争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座教授王笛指出，在种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气派的叙述之中，民生的维度被最大程度地压抑了，富强变成了一种与人民幸福没有直接相关性的量化指标，这种另类现代性到底能否在价值上站稳脚跟，是值得进一步跟踪观察的。而在刘擎教授看来，当代中国左翼学者的论述，表面上看似乎是从晚清以来的跟从西方的启蒙论述中逃逸出来，打开了一种从中国自身、甚至从亚洲自身来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的门路，也开启了各种新颖的讨论空间，但这种刻意强调中国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永恒的例外”的说法，是不是同时遮蔽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复杂面相，也需要进一步考察。
来自政治学系的萧延中教授，则质疑某些喧嚣于中国崛起论述的学者在“知性上的诚实”，如果没有这种韦伯所言的作为一个学者的基本品质，则学术论述极可能成为政治论述的附庸，沦落为谋利猎名的工具。
转载自《东方早报》田波澜记者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