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午餐沙龙”第24讲。此次沙龙的主题为“融入‘中国’——三世纪前长江下游地区与中原互动关系的考察”，由思勉高研院驻院研究员、历史系副教授黄爱梅主讲，思勉高研院行政副院长李蓓蓓教授主持，历史系牟发松教授担任评论。历史系刘昶教授、刘擎教授以及历史系瞿骏、李磊、思勉高研院刘建平、张朝阳、中文系魏泉等青年教师、部分研究生近30人参加。
黄爱梅老师首先简单说明了研究此课题的原因，她指出长期以来，长江下游地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个人觉得江南文化应该是很文弱、很雅致的，可是在三世纪前这一地区其实还是所谓“蛮夷”的范围。那么这一地区怎么从蛮夷、从文化的异者转变成为中原文化代言人身份的？这一疑问，引发了黄老师对长江下游古代历史、尤其是与中原互动关系的关注。
三世纪时的长江下游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并且是一个有政权支持的中心，黄老师认为，它发展到这一阶段之前应该有一段很长的铺垫，这一铺垫就应该发生在三世纪之前。而要研究三世纪前的长江下游地区与中原的关系，需要注意两个维度，一个是地域，一个是时间的分段。
就长江下游地区来说，整体是一个冲积平原，但小区域又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块：太湖流域、宁镇地区、宁绍平原。每一小区域内，其地域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与中原发生关系的方式、紧密程度、表现形式等等，都是有区别的。
从时间上看，这一地区和中原的互动，黄老师将其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良渚文化作为中华远古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文化因素非常丰富，所以它的鼎盛时期实际上是文化因素向外扩散、辐射的一个阶段，对中原后来的礼器类型、器物装饰风格都产生了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青铜器时代前期，即夏商西周时期，黄老师认为这一时期为吴越分裂的地域文化奠定了基础。中原夏商国家时期，今长江下游地区的前述三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深受中原夏商文化、山东岳石文化及淮河地区文化的影响，太湖流域主体为受到闽北肩头弄类型文化影响的马桥文化，还有一支中原考古学文化即王油坊类型文化“孤军南下”，从江北进入今广富林地区，称为广富林文化。而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土墩墓、印纹陶、原始瓷器为特征的文化，从南到北覆盖了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同时，宁镇地区居民的上层，接受了中原西周青铜礼器文化，又在某些土著文化特征上保持地域特色。由此，这一地区吴越分立的地理及历史文化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第三个阶段是青铜时代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作为晋楚争霸需要而扶持起来的吴与越，在文化特征上渐行渐远，吴向中原各国靠拢，越自命“蛮夷之民”。它们的“分道”其实也是跟中原互动的不同结果，尤其从这一阶段的后期来看，越灭吴后继续北扩，本应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这时中原各国亦在国家形态的自我转型当中，各国关系也渐渐趋向“利”的争夺，原先春秋时期盟会外交的形式更多为“力战”所取代，周礼无由展示、也无展示的必要，“中原化”对越国也就没有了任何的吸引力。加之越国水军优势在中原无法开展，逐渐龟缩回吴越故地。再待楚灭无强，群龙无首，越人中最强大的一支由于国家社会组织形态的解体，最终回归西南山地区域，“国家进程”被中止。
第四个阶段是秦汉帝国时期，秦汉中央政府政治及文化的集权措施，最终促使该地区接受了帝国的政治秩序和主流文化。尤其是东汉时期的文化教化，真正使这一地区逐渐实现从“越人”、“楚人”到“汉人”的身份认同的转换。自此，这一地区进入统一的国家版图，有了共同文化的基础。即使在后来的分裂时期，先是“礼失而求诸野”，再从“礼”的保存而自认为“衣冠”、“正朔”、“正统”所在，从而由文化而获得政治上的自信。
综上所述，三世纪前长江下游地区与中原的互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该地区逐渐“融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地域文明形成过程中、特定区域文明的演化过程。
黄老师最后指出，以上仅是对三世纪前长江下游地区与中原互动关系中基本线索的简单清理，其实，还可以从很多角度比如互动的结果、互动的模式、互动的动力等方面对这一课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黄老师的报告结束后，牟发松教授做了精彩点评，并提出自己的若干看法。刘擎、张朝阳等在座老师、研究生参与了讨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