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2日下午，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政治思想史教授Gregory Claeys (格雷戈里•克莱斯)应邀做客思勉人文讲座第72讲，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报告厅做题为“帝国是个好主意吗？”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系刘擎教授主持并翻译，政治学系江绪林、Greg Mahoney和社会学系刘拥华等老师出席，来自历史学系、中文系、哲学系与政治学系的近百名同学聆听了讲座。
克莱斯教授于1983年获剑桥大学政治思想史专业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加拿大McGill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1992年至今担任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政治思想史教授。他是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美国历史学会会员。已出版学术专著7部，其中包括声誉卓著的《公民与圣徒：早期英国社会主义中的政治与反政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英国对法国大革命的辩论》（Macmillan，2007）、《帝国怀疑论：1850-1920年间英国的帝国批判》（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另出版编著18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讲座伊始，克莱斯教授就对题目给出了直截了当的答案：帝国从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主意。克莱斯教授以英帝国为例，从征服者、被征服者相反两个角度进行论证。
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帝国对于帝国政权本身的负面冲击有四个方面。第一，帝国几乎是无利可图的（尽管有些许个人可能中饱私囊），但作为帝国本身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因为维持帝国的成本过高。第二，尽管在炮舰保护下的海外投资比国内回报要高，但在金融上获得的收益，被制造业上的损失抹去了，从而使得英帝国在与法国和德国的现代化竞争中失去了优势。第三，帝国带来了一种民族的和种族的心理优越感，使得帝国主义变成了一种准宗教，与民族主义、尚武主义和军备竞赛相联系。这种心理会导致权力的腐败，滋养被征服者的顺从习惯和征服者的傲慢与残酷，导向了道德的败坏。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在殖民地升迁极快，很容易地就养成了养尊处优、被人服侍的习惯，享受着比他们在国内高得多的生活标准，并且把艰苦的工作留给了本地人。几个世纪所养成的工作伦理被快速侵蚀，征服者们过上了寄生虫的生活。同时，对外国的专制统治同样会在国内产生恶劣的后果，国民性被腐蚀，危及了对自由的爱。第四，帝国也在国内产生了负面的政治后果——对民主的冷漠，不承认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延缓了宪政的现代化。
反过来，从被征服者的角度看，帝国对于被占领的人民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经济上的剥削发展到1870年代晚期，印度的4千万英镑的年度财政总收入中，有2千万英镑流向了英国。第二，帝国在殖民地造成了广泛的贫穷与饥荒。第三，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不自由的（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不同）：没有言论、集会的自由，没有代议制，相反，对英国统治提出批评的人会被严酷地处罚。第四是鸦片种植的问题。英帝国在当时成为最大的贩毒者，并且迫使中国人接受鸦片，引发了一系列血腥的战争。
通过以上分析，克莱斯教授认为，无论是何种文明论证，或是将国家与个人做平行类比的家长制论证，都无法证明帝国造成的血腥是合理的。克莱斯教授指出，他个人相信的确存在一套核心的人类价值，这些价值是应该被辩护的，包括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尊重与宽容他人，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的自我发展等等。在此，文化相对主义要服从另一种主张——残忍和野蛮的行径是理应被谴责的。但这种行径通常不应当通过征服来强制镇压，而是应该通过道德非议和制定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谴责。我们不能在文化体制的边界之外把我们的价值强加给别人，只能树立一种让别人追随的榜样。不过克莱斯教授也指出，某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大屠杀）需要排除在外。
最后，克莱斯教授总结认为，帝国无论在道德、政治或是经济层面上都是无法被证明为正当的。帝国自身的衰落和灭亡说明了很多问题，从英国来看，对许多人来说，帝国的崩溃是件好事，将他们的民族从傲慢与腐败中解脱出来，回到“小英格兰”的传统，这是一种克制、自持、自给自足的美德，而不是贪婪、渴望征服，不去过度依赖所谓国际劳动分工。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英国应该重新发现自己内在的生机——一种没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骄傲，大不列颠一去不复返了，而小英格兰仍然可能兴盛。
讲座结束之后，来自各院系的同学与老师围绕主题进行了提问，与克莱斯教授展开了充分交流、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