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0日上午，思勉人文讲座第71讲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报告厅举行，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学院院长丘为君先生受邀主题为“权威与自由：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进程”的学术报告。演讲由思勉高研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教授主持，历史系刘擎、社会学系刘拥华、政治学系江绪林等在校教师以及研究生近百人参加。
报告中，丘教授首先确定了自由（liberty）的内涵与外延，将其与民主、共和等词汇予以区分。其后的报告，主要围绕“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自由与伦理”、“权威与自由”三个话题展开。所谓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指的是作为意志而展现的自由，最终要走向个体还是走向集体？丘教授认为，近代中国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自由观念。对于严复而言，持英式的自由观，意识到“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认识到自由对于个人的必要性，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他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太深，又对国家富强有所考虑，认为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价值。对于梁启超而言，受欧陆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他认同个体自由不可侵犯的严肃性，但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看到个体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冲突。在“以民为重”，还是“以国为重”的两条路线中一直有所焦虑，最后做一个折中，认为个体的自由必须在集体中才能保住。类似于梁启超的自由观，还可以在胡适、周作人的思想中找到。对于李大钊而言，主要关注社会主义和个人的问题，他不认为社会主义会对个人主义造成损害，而是强调秩序的概念，认为自由本身需要以秩序为主，强调社会和个人要相依为命。这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自由观。
关于自由和伦理的关系。丘教授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自由是否只是强者的价值？卢梭不认为自由是强者的价值，但梁启超受进化论影响，将自由权与强者的权力结合起来，认为自由权并非权利，而是权力。如果中国持续弱小，则必将无法与西方人一样，获得享受自由的价值。而人是否有放弃自由的权利？梁启超的回答是没有的，他认为天下有两大罪恶：第一种罪是侵犯他人的自由；第二是放弃自我的自由。自由是一种手段还是目的？在西方主流价值里，自由不是任何人或东西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但是在严复、梁启超那里则有些暧昧。他们基本上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自由的概念，相信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既不能也不会自外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例，以一种近似功利主义的心态宣称，自由是天下的公理、人生的要具；因此，只要建立并坚持对自由的信念，中国人便可以振兴国家，像西方人一样永享完全的文明。
对于权威和自由的关系，丘教授主要以无政府主义为例。无政府主义追求绝对的自由，反对任何加诸于自我身上的权威，刘师培等人是为代表。刘师培认为，中国传统的“良知”便是自由权，其在思想方面强调自治的自由，反对宗教道德的权威；在社会方面，去除财产、家庭方面的自由，唯有如此，才可实现真正的自由。在此基础上，他们致力于平等的实现，认为权力的本质皆为宰制，所以要废除国家，不要设立政府；破除种界，并提倡人类均力说，以及男女上的绝对平等。
许纪霖教授以林毓生教授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述自由与权威的关系的文章为例，对丘为君教授的讲座作了精彩而深刻的评论。刘擎、江绪林和刘拥华等老师以“为何英美式的自由理念成为日后自由观的主流”等问题，与丘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