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第23场“午餐沙龙”。本次沙龙的主题为“国家、主权与立宪：辛亥后的制度转型”，由思勉高研院副院长许纪霖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叶斌主讲，历史系瞿骏、李磊、政治学系宋宏、江绪林、社会学系刘拥华、哲学系王寅丽、蔡剑锋、中文系魏泉、思勉高研院张朝阳等10余名青年教师参加。
众所周知，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面临着制度重建和制度转型的重大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共和的民主国家？如何确立国家的主权？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如何？国家主权与统治权可以分离吗？民国的政治权威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在国民党、进步党和袁世凯互相对立的背后，他们之间共同犯了什么样的历史错误。以至错失立宪良机？……围绕这些话题，许纪霖教授、叶斌副研究员两位引言人依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许纪霖教授援引汉娜•阿伦特的“权威/权力二分”概念，指出民初中国的政治观念存在一大误区。阿伦特认为，权威与权力是两件事。对权威与权力之关系的不同理解，孕育出了两种不同的宪政制度：一种是美国式的宪政，强调权威与权力二分；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宪政，将权威与权力视为一体。在阿伦特看来，将权力与权威合一，容易滋生出不受约束的滥权与虐政，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政况便是明证；相反的，将权力与权威二元分立，可以有效地防止暴政的出现。因此，最重要的不是权力在谁手中，而是权力是否受到制衡。以此观点分析民初中国，不难发现，民初人士未能将权威与权力二分，总是将二者纽合在一起。无论是清廷、袁世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莫不围绕权力问题打转，莫不坚信“谁有了权力，谁便有了权威”。无庸讳言，这与中国政治传统有关。中国千百年来的政治始终围绕“权力在谁手中”打转，始终未能将权力与权威分割开来。回过头看，民初中国在权力的归属与权威的建立两方面，都有重大危机。可惜时人只专注于前者，忽视了后者的重要性。因而，值此辛亥百年纪念之际，若我们想反思民初中国的政治困境，必须承认：与其说是民初政治势力中的某一派（如袁世凯）坏了大局，不如说当时的几派政治力量皆犯了同一个错误。民初人士追寻的，始终是法国式的宪政，而非美国式的宪政。当我们回顾这一段过去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权力为重”的观念必须打破，“权力、权威并重”的观念必须建立。而要建立权威，便必须逐步走上按宪行政之路。用宪法制约权力，这才是中国未来应走的道路。
叶斌副研究员从学理角度梳理了西方“主权理论”于民初传入中国后的境况。在他看来，“主权理论”在民初主要有三种存在形态：1、“主权理论”帮助民初人士思考“统治权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为不同派别的政治势力之上位提供了一套解释方法。例如，孙中山的统治权依据是“人民创建论”，袁世凯的则是“因袭君权论”。2、在西方“主权理论”中，主权者与统治者合一。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一理念显然与现实大相径庭。如果中国的人民是主权者，那么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时人对西方“主权理论”加以改造，将中国的主权者与统治者二分。3、“主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民初的制宪理论。“主权理论”使立法者高估了自己，试图在没有绝对统治权之处创造出统治权，这是辛亥后的制度转型始终无法顺利进展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如果时人能意识到“绝对统治权”并不那么必要、分权未必不如集权，那么民初政治会少走很多弯路。
二位引言人的报告结束后，历史系博士成庆、政治系教师宋宏、江绪林、历史系教师瞿骏、社会学系教师刘拥华、思勉高研院青年研究员张朝阳、历史系博士裴自余等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到底应该如何区分权力与权威”的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论。叶斌副研究员认为权力只能令人口服，权威却能令人心服口服。许纪霖教授对此一解释表示认同，进而指出：权力是经过合法程序授予的，它在程序上站得住脚，但它在道义上未必站得住脚；权威却刚好相反，它也许并不合法，但符合道德的秩序。权力与权威之关系极为复杂，“有权力无权威”、“有权威无权力”、“既有权力又有权威”的情况都存在，不能一概而论，应就事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