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1日上午9：30至11：30，日本神户大学人文研究科副院长、日本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绪形康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以“世界历史的解体与再认识”为题做讲演。此讲座为“思勉人文讲座”第63讲，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教授主持。中文系倪文尖副教授、历史系青年教师瞿骏及文史哲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出席了讲座。
在演讲中，绪形康教授以日本中国学者柄谷行人的《世界史的哲学》和中国学者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为中心，旁及彭慕兰等人的著述，介绍一种新的历史论述框架。他指出，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哲学》中主张近代中国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华帝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认为是国际货币体制导致了近代中国的困境。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困境主要不是源于自身体制的落后，而是源于世界体系的侵袭。
在此基础上，绪形康教授分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史、世界史和世界文明的认识过程，以及西方体制优越性的认识框架的形成。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前（192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历史的理解，主要是文明史的形而上学方面的认识（如自由、平等等政治理念），相信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如新教的禁欲思想），将英国的社会落后性误解成它的经济体制的优越。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1930年代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封建”的概念梳理中国历史，轻视了传统中国社会体制中地方自治的发达与君臣互相契约关系的优越性，对世界帝国时代亚洲专制的先进性认识不够。绪形康教授对两位学者的历史论述框架做出高度评价，认为这种新的历史论述框架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观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尤其要重视在漫长的15世纪和19世纪中金融资本的重要作用。
在讨论环节，倪文尖老师指出这种新的历史论述框架真正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中，视野宏阔，也非常有想象力，然而，这种新的历史论述指责旧的历史论述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但自身也只是一种叙事话语，两种历史论述框架之间不是取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许纪霖教授指出，这种新的历史论述不仅仅是柄谷行人和韩毓海两位先生所持，也为弗兰克、彭慕兰等及国内“新左派”所共享，这种论述框架的确对黑格尔以降的西方中心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然而这种框架仅仅强调近代西方的“富强”及武力征服等，对西方现代性中的“文明”却视而不见，或者仅仅解释为一种服务于其政治、经济霸权的一种辩护话语，并不具有任何的普世性和客观性，这又误入了歧途。他并分析道，柄谷行人和韩毓海两位先生虽然在论述框架上大体一致，但柄谷行人论述的目标指向一个世界公民共和国，韩毓海论述的目标则指向国家能力，这却有其危险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