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丹丹副教授主讲思勉午餐沙龙“身体主体性与生命伦理的跨文化重构”

发布日期: 2010-12-13   作者: 张晶  浏览次数: 22

  2010年12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了第20场“午餐沙龙”。本次沙龙的主题为“身体主体性与生命伦理的跨文化重构”,由思勉高研院青年研究员姜丹丹副教授主讲,高研院院长杨国荣教授担任主持和点评。历史学系、哲学系、中文系、高研院等院系的教师和同学参与了此次沙龙。
  姜丹丹老师的报告主要围绕法国当代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 1922-2002)构建的“生命现象学”理论展开,并将其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某些观点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和对接。她首先从亨利建构生命现象学理论的源起切入,说明其回到生命本身,回到“彻底的内在性”的理论出发点乃是基于反思现象学中意向性原则中的“超越性”、“先验性主体对象化”、“主体的显现只能以对象的显现方式说明”等内在矛盾而生的。亨利将古典现象学面向世界存有的传统转化为以彰显个体生命为哲学关怀的中心位置的“生命现象学”,颠覆性地逆转了现象学的根本立场,提出了“我的生命将如何显现”,即“我”的生命如何向自身显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亨利提出要以非意向性的方式,对生命本身进行即刻、无差异、零距离的自我意识。亨利在十九世纪哲学家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思维分析报告》中分析的身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感触”的概念,其核心在于以身体为主体模式建立对自身生命的感触与揭示。比朗转“我思”为“我能”,亨利进而主张“我感到我思故我在”,并且从现象学的角度将其观点推进到只有在身体的存有论的主体领域内才能完成先验的内在经验,并肯定了身体的绝对内在性。
  亨利在其著作《生命现象学》第二卷《论主体性》中综合反思了西方形而上学史中的抽象、虚假、膨胀的主体性,试图重建身体主体性的必要性。他的身体观汇拢又反驳了梅洛•庞帝的观点,吸收部分马克思的 “实践”(praxis)理论来确立身体本身通过行动直接介入世界的观点,身体的行动中并不体现直观意识。他最终提出要在彻底的内在性中重建原初的主体性,是行动与机体官能的主体性,并且,认为这种身体主体性能以悖论地方是将人带向一个“深邃的”主体性。姜老师将之归纳为显现与体证的双重性,在于揭示生命的不可见性和绝对内在性,在体证自身的同时体征世界,在这种双重性的模式中,身体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相互转化,共同构成自我感触作用的基础,将超越性建立在内在性之中。 在亨利的生命现象学的理论架构中,不同于感性、“内在感觉”的纯粹“情感性”是另一个关键面向,是实现自身感触、自身生命彰显的一种途径。由此出发,亨利反对规范性的伦理价值标准,而提倡以贴近生命自然本质的“生命的知识”、探求自身实现与自身转化重构当代的生命伦理。
  在这部分的论述中,姜老师结合了《庄子》、《易衍》等中国古典文本及其当代诠释,在跨文化的动态视阈中,进一步转译与延续围绕身体主体性与生命伦理的思考,并且指出,亨利的理论影响到瑞士汉学家毕来德教授的庄子研究,她举例说明毕来德从“身体-主体”图式的角度出发与庄子的对话如何内化并补充了法国当代身体现象学的理论。此外,姜老师认为,亨利的生命现象学理论对思考解决当代文化困境也有助益。亨利在《论野蛮》一书中指出当代文化困境在于对生命的忽视与遗忘,以及由此引发的“生命的自我否定”的抽象化的“新的野蛮”。
  在姜老师的报告结束之后,杨国荣教授以“对人的关切的显现”提纲挈领地作了总结评述,并深刻归纳了从意识-身体-生命的角度体现的哲学转向。历史系刘擎教授认为亨利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神秘化倾向以及在现象学思路内部的一些局限。哲学系陈赟教授则提出了“以何种构成的上帝去接受上帝”的问题,并指出亨利的理论中关于生命的“接受性”的神学内涵与道家思想的“天”的范畴之不同。高研院青年研究员刘文瑾也提出亨利的神学理论与基督教经典文本的差距以及在肉身问题等方面的悖论。哲学系姜宇辉老师针对毕来德教授发展的“活动机制”等概念提问。姜老师对各位老师的问题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回答,阐述了亨利的理论在“身”与“行”方面的独到之处以及在重新诠释比如庄子文本中的内、外活动的“协同”作用等方面的启发性,也说明了亨利后期的神学转向与其现象学理论之间的关联。
  姜老师的此次主题报告着重考察了亨利的“生命现象学”理论中身体主体性与生命伦理关怀的具体意涵,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了对接的尝试,指出了一条重构具有生命创造力的主体性的可能之路。整个午餐沙龙处处充满着智慧碰撞的火花,会后讨论十分热烈,参与者得到充分交流,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