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当代著名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霍鲁日教授于2013年9月2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403冷战研究中心报告厅以“现代性的风险：人学立场”为题，进行了一场学术讲座。此为思勉人文讲座的第149场。北京师范大学张百春教授担任现场翻译。华东师大哲学系主任郁振华教授主持讲座。哲学系郑忆石、潘斌等老师以及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这场俄语宣讲中文翻译的学术报告。
郁振华教授首先对霍鲁日教授和张百春教授作了简要介绍：霍鲁日教授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获得数学物理学博士。目前是哲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对俄国哲学、东正教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霍鲁日教授创立的协同人学在当代哲学宗教和思想中极为新颖。张百春教授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为此次报告担任翻译工作。张教授曾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今年7月23日，荣获普希金奖章。此次讲座由杜维明教授推荐。
霍鲁日教授首先表达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邀请的谢意。当收到杜维明教授的邀请时，霍鲁日教授希望此次中国之行能够包括上海，因为他认为今日上海不仅仅是一座大城市，也是世界神经系统中的关键点。它具有国际化大都市的优势，同样也包含了优势背后的所有困境。这样特殊的定位与此次讲座的主题不谋而合。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当代社会定义为“风险社会”，越是复杂的社会系统面临的风险也越大。可以说，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上海讨论风险与日常生活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对于风险概念，存在着不同角度的解释。霍鲁日教授从“协同人学”的新观念出发，针对现代社会与人身上存在的风险问题，构建起一套人学解释立场的描述方式。该方式系统地揭示了各类风险里所包含的人学内容。相对于大部分风险而言，人学方面在它们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霍鲁日教授此次讲座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上半场中，霍鲁日教授首先介绍了风险概念解释的两个进路，即本体论进路和社会学进路。风险与人的存在有关，因而风险具有本体论的维度。海德格尔在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将人的使命定义为向事物和现象展开，揭示存在的真理。当人们的全部注意力被吸引到生产领域之时，人便没能完成自己在存在中的使命，此时他们正处于风险之中。现代技术中的风险使人已经丧失了去揭示真理和存在联系的职能，或者换句话说，人已经不再存在。当然，最高的风险中同样也具有获得拯救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海德格尔用诗歌的语言去揭示拯救，这显然是不充分的。
在另一条进路中，从社会学立场出发的风险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般性的理论。贝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卢曼（Niklas Luhmann）均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所谓风险，是指一种危险趋势获得实现的可能性；所谓危险趋势，是指消极的、我们所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卢曼曾提出：“风险是不可知的未来中的不可预见性”，风险具有不可预见性，是一种合理性的断裂。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吉登斯“风险规模”的精细化风险理论。风险规模涉及两个方面：1、风险到来的可能性；2、风险的破坏性。“协同人学”赞同这样的区分，并且将对第二个方面稍微展开。所谓风险的破坏性有两个层面，即人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人学层面针对的是人，而社会层面则是考量风险对社会具有多大破坏性。风险的概念对我们了解当代处境非常有用。
我们该如何考察风险呢？霍鲁日教授倾向于采用哲学的概念分析方去揭示风险的“概念家族”（或曰“概念域”）。譬如与风险有关的概念大致有偶然性、意外性和不可预见性。当我们揭示了风险的概念家族之后，我们还需要寻找另外一个相反的概念家族，即自信、信任、安全、可靠等等。之所以要强调两类概念家族的互动是因为，信任、自信与风险、意外是无法分开的，它们的界限非常模糊。所以，我们有必要继续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对风险进行适当的分类，以此揭示不同风险的特质。分类的方式有两种。从风险的产生原因出发，我们可以区分出“与人学相关的风险”，“与技术相关的风险”，“与自然界相关的风险”等等。通过对风险原因的探寻，我们可以得出“系统的风险”、“结构的风险”等概念。也就是说，风险的危险性包含在其所产生的根源里，风险存在于其特定的结构和系统之中。从风险涉及的对象领域出发，我们可以区分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财经风险”、“生态风险”、“医疗风险”等等。每一类风险可以进一步细化，例如在政治风险中，我们可以找到“内部的政治风险”、“外部的政治风险”、“国家的政治风险”、“法制层面的政治风险”等等。
通过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概念分析，总的来说存在着三类风险范畴：1、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那些通过技术处理后，由自然界反馈出的风险；2、来自人的暴力的风险，譬如战争与工业化3、人自身的风险，譬如对人的个性和身份造成的威胁与风险。
上述的分析方法是不断精细化的概念分析过程，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统摄性的哲学风险概念呢？对当代社会描绘中，吉登斯提出了“风险环境（区域）”的统筹性概念。“风险区域”是由一组风险组成的风险群。根据不同方案可以划分不同区域。在当代社会学里面，按照风险的强度进行划分，可以依此罗列出七类“风险区域”：
第一类是对全人类都存在影响的风险区域，比如核战争；
第二类对绝大部分人产生影响，比如全球化的劳动分工；
第三类来自经过社会改造后，自然界带给我们的威胁；
第四类是体制化、机制化的风险，比如投资；
第五类是宗教巫术的风险区域。这种风险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之所以提到这样的风险是因为宗教巫术风险背后影射了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人类安全感的消失；
第六类是在大众规模上人们对风险的知识不断丰富；
第七类是提供鉴定、预测风险的机构的有限性。当代社会中的各类机构可能会出于不同动机对风险保持沉默，或者歪曲、修改风险，甚至制造不存在的风险。
通过吉登斯七类“风险区域”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风貌特征。七类大规模“风险区域”中可以继续进行分类，区分出四种类型：1、大规模集权主义政权风险；2、核战争和大规模军事冲突；3、经济增长体制的破坏；4、生态风险。
对于风险的不同划分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与社会学两套不同话语之间的差异。哲学本体论进路和社会学进路均将风险归根于技术因素，但是它们出于不同立场，对风险的划分是不同的。比如哲学的概念分析方法最终将风险划分为三类范畴，而社会学的分析则把风险范畴定义为“风险区域”，归并为七类四种。可见，因为进路和立场的不同，划分风险和克服风险的战略规划也是不同的。社会学关注不谈论任何本体论的内容，而本体论进路虽然从更深层面去剖析技术的本质，但缺乏社会的维度。两个立场都有各自的长处，但是它们是基于不同的前提而衍生出来的，因而将两条进路融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寻找到一种新的立场、一个独立的哲学基础。“协同人学”的立场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霍鲁日教授的下半场讲座从人学立场出发，围绕着“协同人学”对风险问题的回应，进行了独到的阐释。
下半场演讲开场时，霍鲁日教授澄清了一个误解：“协同人学”在处理风险问题时，并不是将所有的风险归咎于人的属性。因为一切风险都是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作用的。那么，“协同人学”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霍鲁日教授认为，首先我们有必要提到“人学转向”这一问题。
人学转向的实质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发展，对当代社会中的主要现象和重大过程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都是人学层面的。所有风险，都有必要区分出人学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展示人学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风险的产生、发展还是预防等环节，人学因素贯穿始终。
当然，“协同人学”的初始任务与社会学一样，都是构建一套风险名录和区域。不过它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协同人学”自始至终都是关注与人有关的风险。因此，“协同人学”的第一个特点是找出与人学相关的高度风险。霍鲁日教授认为，高度风险应区分为三类：
1、“纯粹的人学风险”，这一风险是只与人有关的风险，它针对的是人的个体、人的各类实践中所导致的风险，基本不涉及社会层面。
2、“一般人学的风险”，第二种意义上的人学风险与第一种意义上的人学风险差别在于“一般人学的风险”已经具有了社会属性。也就是说，一般人学层面的风险与社会学层面的风险之间存在交集。在交差域之中，风险带有一定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第二类风险是“社会－人学的风险”。比如当今社会的毒品问题、挑战心理极限的问题、对人肉体极限的挑战等等诸多现象，都是“社会－人学的风险”。
3、“与人相关的社会层面风险”。这一风险虽然直接发生在社会现实生活层面中，不过我们能在这当中发现人的因素。
因为“协同人学”关注的是风险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性。第一类“纯粹的人学风险”只涉及个人。因而“协同人学”只对第二类和第三类进行描述分析。
第二类“社会－人学的风险”既针对个人，又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所以其导致的后果是社会性的后果。具有一定的“人学发展趋势”。
霍鲁日教授把“人学发展趋势的风险”程度由低到高排成了五类：
第一类：与人心理技术有关的风险；
第二类：与人肉体有关的极端实践；
第三类：在心理层面对他人进行的心理实践；
第四类：虚拟空间中的实践；
第五类：所有有关“后人”的实践；
在第一类“人学发展趋势的风险”是指与灵修有关的心理实践。心理技术与生活实践的目的息息相关，存在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会在实践中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带来危险。在灵修中达到的状态很可能不是你所需要的状态，而是你潜意识里所发生的状态。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潜意识中发生的状态极有可能是一种病态。极端教派里面对人们心理的操纵，便是对个体的意识造成创伤和扭曲。
第二类和第三类“人学发展趋势的风险”分别是从肉体和心理层面对人产生影响。肉体层面的“人学发展趋势的风险”尽管对个人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在社会层面的影响不大。而心理手段则会在社会层面中产生广泛的影响。比如“新时代运动”、嬉皮士之类的亚文化，在青年人影响极大。
第四类“人学发展趋势的风险”是指与虚拟空间中的实践有关的风险。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人－机关系”，“赛博空间”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这种实践中人们离开现实，隐遁于虚拟空间之中。在大规模的虚拟化过程中，人与现实的实践逐渐减弱，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不再关注。这一现象对人的个性交往影响很大。因为人与人之间生存交往的强度被弱化，导致结果是大家营造的现实环境极其糟糕。此外，人对于技术也越来越陌生，也就是说，人不能再控制技术了。面对技术灾难，人丧失了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有必要将虚拟实践置于所有风险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说虚拟实践占据“人学发展趋势的风险”的核心地位，那么“后人趋势”则是风险区域中程度最高的风险。所谓“后人”是人类在制造一个“后人”的存在物，用“后人”去取代人。可怕的是人在这一过程中自动离开和退场。后人的表现多种多样，人机一体，赛博空间、基因突变实验均是典型的表现。“后人”是作为“类”的人的消失和死亡。
对于第三类“与人相关的社会层面风险”，上文提到的社会学七种四类与人相关的风险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协同人学”此处的任务是揭示这四类“与人相关的风险”的社会学分析在本质上与“协同人学”是一致的。
第一类大规模集权主义和第二类核武器全球化之类的政治风险看似与人无关，但实际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人学因素。集权的基础是以人为基础的，所有集权政权的最终使命就是对人的意识进行改造。在“协同人学”看来，是“强迫的协同”而不是“自由的协同”。所以在政治风险中毫无疑问包含着人学层面，与人的越界和越轨有直接的关系；全球性的战争结局不仅仅消灭一批人，而是整个人。在现实层面上分析，全球性的核战争与后人趋势是结果一致的，其结局是人的彻底离开。第三类经济风险和第四类生态风险具有人学特征。在作为技术形态的人看来，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技术性的、工具的。正是这类人，在第三第四类中起了主导作用，并由他们造成了危机。所以无论在经济还是生态，都具有人学形态风险。
这四类风险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且均包含了人学因素，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它们纳入到人学层面中去。从人学的角度区分出风险域。
如是，“人学发展趋势的风险”便被我们勾勒出来了。
对于社会学来说，当我们把一系列危机的图谱描绘出来时，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协同人学”不能仅仅停留在风险名录的罗列上，我们还要进行制定克服的战略。海德格尔曾经提出“转折”这一术语，也就是说，风险越大的地方也越有拯救的可能。在“转折”的过程中，人将重新去感悟存在的真理。在海德格尔看来，古希腊人对存在真理的感悟是深刻的，而现代则是淡化了。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却没有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转折”。因此，“协同人学”的任务之一便是揭示转折的基本原则：
原则一：回归本体论的人。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本体论的人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后来人们却丧失了主体的地位。当人类已经放弃了本体论的存在形态时，人已经步入风险社会，人的本体论存在形态正在被代替。“协同人学”将历史看成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对于克服风险有直接帮助。在风险社会中，起主导地位的人是非本体论地位的人（非宗教形态的人），所有这些人导致了所有风险。要想克服风险，就必须重新返回宗教人的状态。但返回并不意味着让宗教回归主导地位，也并非是使宗教人与其他各种类型的人作斗争，而是构建一种对话的关系，“协同人学”走的是一条对话的道路。杜维明“对话式的文明”与“协同人学”有异曲同工之处。
原则二：在“后世俗化社会”中补充“人学”观念。“协同人学”同意“后世俗化社会”的提议。众所周知，“后世俗化社会”这个概念是从社会和宗教的角度切入的，“协同人学”认为：后世俗化社会需要补充“人学”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天才地发现了人学是建立在“本质”、“能”和“隐德莱希”基础之上的，三者的交互作用使得人的本质得以实现。但是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描述始终局限在纯粹的本质主义之中，欧洲人学也始终没能走出这一困境。“协同人学”的任务是重新发掘和补充“人学”的观念，揭示传统哲学对人的遗忘。
当代社会最大风险是作为“类”的人的消失。我们相信，如果能使对话文明、后世俗化社会理论和协同人学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对于克服和消除人类的最大威胁风险将会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正如吉登斯所说，要向克服当今社会的危险，所有的学说和学派必须联合起来。在这一意义上，“协同人学”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讲座的最后，郁振华教授总结了霍鲁日教授的观点，对他致力于创发“协同人学”表示赞赏，并认为从事义理之学的人都应该像他那样具有创立新说的抱负。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了霍鲁日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张百春教授的出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