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自然与开发有道
王家范教授在第四届敬老崇文论坛上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王家范 1938年出生，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通史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江南地区）。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历史通论（增订版）》、《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飘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明清江南地区史研究三十年》（主编）、《大学中国史》（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今天这个演讲题目是被一块标语牌诱发而来的。某地开发区高大的标语牌上写着：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于是引出了下面的一些联想。
一部人类与天地奋斗的历史，既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生态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调适自己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历史。上面这条标语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心态：明知有利有弊，却仍希望鱼与熊掌兼得。
假如用历史长时段的经历来比照，这想法比以前学得聪明多了，但不能不说仍然有点过于乐观。人类不应过度自大，更不宜贪求过奢，绝不能以为只怕想不到，不怕办不到。两者兼得，天地人三合，那是一件考验人性之善、多数情况下甚至需要适度克制贪欲的大难事。回头看看我们千年、万年走过的路，就不难体会。
最近20多年来，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经成为史学新热点，成果累累。可惜在通俗化方面做得不够，没能跳出学术界小圈子走向大众，对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是史学工作者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这里，我还想发挥另一层意思：生态方面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训值得记取，但不可能用以直接解决当下的现实难题。在当下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速度之迅猛，是古代中国人从未遇到过的。旧日的经验完全不敷应用，不可能再照搬老套子；恋旧怀古更是多带消极情绪，而历史没有回头的老路可走。
那么，千年、万年的中国生态史，对今日生态文明的建设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我想，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历史事实层面的陈述上，而能从生态史的通感里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道理，抽象出一些有关生态保护的文明意识和思维方法，并借助中国古典哲学以提升认识水平，或可对改进我们目前的工作有更好的启发。
“道法自然”的哲学境界
人类保留着若干祖传的“猴性”，所以需要有“自然法则”这样形而上的东西，如观音菩萨的紧箍咒那般，一直罩在人的头上，提醒人类：善待天地，不得放肆
有些西方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不对。
时空有隔。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与思考路径自然不会尽同于西方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对天地人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这突出地反映在 《易经》所构造的八卦几何图形以及象数系统里，恐怕亚里士多德见了也会自叹不如。
《周易》有言，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认知始于对天地人的现象进行直观的观察，是经验性的。经过了不知多少代人的积累和琢磨，连贯的系统化，最后产生了像八卦这样抽象性质的哲学。感性经验不算哲学，但哲学往往产生于透过经验所获取的灵感。用天地人、一阴一阳、三合两对的思维方法，通观万物之性，体会自然和合的奥秘，就由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哲学思辨进入到了 “道法自然”的境界。这是中国哲学之根，先祖留下的至为珍贵的宝贝。
先祖何以要强调 “道法自然”？我想，他们是从经验里悟得：天地自然生态，因人类生存趋利动机的不断增强，不被改变是不可能的；人类保留着若干祖传的 “猴性” （《老子》对此有集中的批判），所以需要有 “自然法则”这样形而上的东西，如观音菩萨的紧箍咒那般，一直罩在人的头上，提醒人类：善待天地，不得放肆。因为天、地、人三者中，唯有人可能通过自我反思而不断获得进化，多侧面的人性也必须通过不断反思才能逐步改善。
一部 《周易》全讲 “变化之道”。 “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至少到西周，我们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有关“变化之道”的经验，有了提升到哲学境界的条件。这种提升主要表述为政治的与人生的哲学，但也有不少涉及自然生态与经济活动的协调，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现在有些人却拿 《周易》来算命，骗一心想升官发财、不病不死的无知之徒的钱。灵不灵？一定不灵。因为这些算命的与被算命的，从来不肯通读、读透 《周易》。能读通的人是不算命的。 “君子不卜”，这话就在 《周易》里头。《周易》的奥妙不是在哪句话上、哪个判断里，而是藏在它们背后的思维方法与思维通则中。
中国历史上三次经济变动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重大变动是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这一段经历验证了，先祖的哲学预言是不能充耳不闻的：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忧患始终，道不虚行
《周易》曰：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即 “获利”是历史变迁的动力，而结果的吉凶全在人类自身如何处理，利弊得失尽在其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重大变动，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先民，因食物资源短缺，走出深山，来到河谷台地，再往下走，在大河流域的平原上开出锄耕农业的一片广阔天地（大约始于距今六七千年前）。
先祖第一次与大河结缘，没有经验，吉凶莫测。古文献中关于洪水为灾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浓缩了数以几千年计的与自然奋斗的苦难史，走得非常艰苦。从原初田中掘 “井”，演进为开渠疏河、构造沟洫系统，生态环境逐渐理顺。到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华农业大吉大盛的时代，最后结出了汉唐盛世，以此傲视全世界。
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经济主体，借此而颐养天年，这是山林先民不可想象的。生活的质量有了重大的提高，早殇短夭的历史翻过去了。但劳动密集的性质以及对生活水平的不断追求，先天地规定了农地的开垦与人口的生育会不受节制，人地矛盾最终会制约未来的经济与生活质量的改善。当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千百年又过去了。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重大变动是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这一段经历验证了，先祖的哲学预言是不能充耳不闻的：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忧患始终，道不虚行。
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段经历包含着五味俱全的复杂心情；既是进步，同时也是退步。在汉代尚称落后的南方，从东汉末开始，因大量人口自北方迁移而来，以及水利系统建设上的巨大努力，逐渐跃升为中国农业的先进地区，出现了许多商品经济发达的 “繁华之都”（苏杭甬粤）。与此同时，却伴随着北方农地的大规模退化 （尤以关中、河南为甚）以及农业经济的衰落。中华帝国财政日益依赖于南部半壁江山，成为跛足巨人。
这种衰落，是由社会生态 （战争与内乱）与自然生态 （农垦过度、森林消失以及黄河泛滥改道等破坏因素）相互恶性作用造成的。追究其背后原因，即是在极盛时期出入不知度，贪利无极，贪得无厌，内外不知惧，失却忧患始终之心。对待耕地的状态，可以不算挖苦地说：这一千来年有些地方活像又馋又贪的顽猴，吃一个，丢一个；这一边是开拓，那一边却在退化。于是，报应悄然地用数百上千年的时间消磨，酿成了难堪的生态与经济变局。 “道可道，非常道”。天道无形，但天道的惩罚则是可知可感的。聪明的有所觉悟，及早缩手；愚蠢的不到黄河心不死，后悔总晚。
“变动不居”是历史的一大特征，旧的困难克服了，新的困难又来到。所幸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领土辽阔的大国之一，许多困难都是靠空间上的大转移渡过。周旋余地颇大是我们的优势。在两宋之前，如前所述，北方民众苦于长期战乱，无以为生，从河南一直走到了闽粤山区。这发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能说不是 “奇迹”？待到明清时期，南方最适宜农业的地带垦殖也接近临界点。许多农民或是无地可种 （产权紧张，连租种都非常艰难），或因人口过剩另觅生计，于是又发生了第三次经济大变动。这就是明清时期发生的填湖围田、海滩造田、入山开坡田梯田，以及漂洋过海，开垦东南亚荒地等等经济变迁。不论是湖海滩地，还是崇山峻岭、异国他乡，我们的祖先决不惮于开拓垦荒。后人在怜悯他们命运悲苦的同时，也不能不为他们生命力的顽强感到惊诧。
然而，这一次经济空间上的移动，也付出过不小的代价。自然生态被破坏以至恶化的情况，说来也够辛酸。这里仅举一例。
川鄂陕交界的陕南山区，自明中叶起，大量失地的湖广流民持续移入，直到清道光年间仍未停止，因此成为中国移民运动史上的一个著名个案，至乾嘉年间开发达到鼎盛。在那里，出现了诸如铁厂、木厂、纸厂、炭厂、木耳厂等规模不小的手工工场。其繁荣程度曾经让我的一个朋友惊叹不已，遂发声道：“在当时的中国，连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也没有这样巨大的手工工场，而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却在落后的陕南发生了，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二三十年过去了，没有人出面打开过这个问号。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 “萌芽”夭折得太快。相反，近20年来，关于这个地区因开发过度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研究成果，就我所知的已不下六七篇。这些论文引用当时官吏考察记载以及所存众多地方碑刻，深入研究并复原了这个地区因过度开发而引起的生态灾变——
数以几十万计的移民大批涌入。他们都采取砍伐树木、刀耕火种的粗放开荒方式，种植燕麦、苞谷一类，搭棚而居，因此亦被称之为 “棚民”。种植采集仅能苟活，就 “靠山吃山”，于是木厂、纸厂、炭厂、木耳厂、铁厂竞起，一时红红火火。史载 “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冬春之间，藉烧炭贩炭营生者数千人。”这些手工工场经营的结果是，“山林树木，恣意砍伐，忝然无忌。老林开空，以致古木荡然无存。”一处砍光，别处再砍。数十至百年，彻底破坏了山区原有植被，导致水土严重流失。每逢大雨之时，山水陡涨，水势奔腾，沙石冲压地亩，漫溢田庄。昔日青山绿水，几成童山浊溪。林木的过量砍伐，还破坏了食物链与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动植物种类遽然退化、减少乃至灭绝。山穷地薄之后，移民则不得不迁徙他处， “形似飞蝗”地辗转于山区，最后出现了愈穷愈开、愈开愈穷的大范围生态恶性循环。可叹的是，这种情况在明清各地山区的开发中几乎带有普遍性，并非个别现象。
善待山水，适度开发
开发有道的关键，就在“出入以度”四个字上。所谓“度”，表面看好像是“数”或大或小的技术问题，骨子里却是文明意识和思维方法问题
现在，发展要讲谐调，社会要讲和合。以《周易》为根底的中国古典思维方法，讲求二二相对，但更讲相交相合，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八卦中乾与坤、坎与离两对卦具有解释生命现象的象征意义。天地乾坤相合而为大自然，人秉天地之气，坎 （肾）离 （心）相交合而为“生人” （具有生命体征的活人）。心火由上而下，肾精由下而上，水火相交相合，此称 “相济 （既济）”，人体健康，元气充沛。无论心过弱火过旺，或火过弱心过旺，直到肾水熄了心火，或心火灭了肾水，均称 “（生命）未济”，萎靡不振，恹恹有疾，久病不治则死。故 《周易》曰： “水火合则生，水火离则病，水火绝则死。”你看，中医多用心肾互济互补的辨证方法治疗这类元气衰弱引起的疾病。然而，有些西医比较死板，往往心病治心、肾病治肾，岂知强心则伤肾，激肾则害心，心肾俱损，救人变成了无意识杀人，岂不哀哉？
犹如乾与坤、离与坎，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发展与守成，这一对对的概念，若用中国古典思维的通则去考量，决不会像现在那样，认了一条就得丢掉另一条， “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如果天下人都只认现代化才是好东西，那这 “现代化”也会由善变成恶。西方人吃亏后有所觉悟，把它叫 “现代病”，为了救弊，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 “后现代”；同理，与城市化对应的也还有 “城市病”，又另起了一个新名词叫 “后城市化”。中国的古典思维比这高明，我们从来都讲相互交融和合，什么东西都要适度发展，相互呼应，过犹不及。
如果以 “水火相济”的通则比照城市 “生命”，电气能源汽车空调为 “火”，河流湖泊绿地湿地为 “水”。今年的苦夏，考验上海的 “水火既济”尚在生命可容忍的范围之内；但追究稍远，周边环境 （长三角）城市化形成的 “热岛”范围极大，如无 “变通”之法， “火气”越来越旺，或会像王小二过年一般，一年不如一年。
近来我跑过长三角的一些县 （现在都称市），惊诧的是圈地之风仍然很盛。一圈一大片，忙着填河、拆房、拔树、扒土，滴水不留，寸土无绿。奢望着让所有的空地变成金砖，却不忧虑绝了生命绿色之源。值得欣慰的是，上海决心保留崇明岛这样的绿色宝地不受侵染。这次又看到在芦潮港的改造中，渔业、林业、蔬果为主的农业都兼顾到了，处处见绿。这说明只要有 “水火相济”的意识，办法还是有的。
当读到 “昔日青山绿水，几成童山浊溪”，禁不住唏嘘长叹：山水给了我们恩泽，何以我们不能善待山水？我同意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描述这类生态事故时，不应产生错觉，似乎经济开发与环境恶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开发不是罪过，问题在于是良性开发还是恶性开发。开发有道的关键，就在 “出入以度”四个字上。所谓 “度”，表面看好像是 “数”或大或小的技术问题，骨子里却是文明意识和思维方法问题。 《周易》曰： “与时而消息，不极于亢，而善其终”。也就是说，只有准确把握好 “度”，方可成事，有始有终。何谓 “亢”？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亢者直，进而不知退，极穷而悔也。”换上今日的用语，就是说：如果敢于蔑视 “与时而消息”的种种预警，过度开发，必致穷极而悔，殃及子孙后代，岂可不慎乎？
行文至此，不禁联想当下，恕我说点杞人之忧。这二三十年里，上海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效能与生活变化，一年一个样，十年大变样。这是我们都亲身体验到的。然而，有时也会叫人想起：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容量、汽车总量、建筑密度与高度，应不应该有个上限，是否需要有个“适度”的概念？最近看到市府召开专家会，给出了上海人口容量总数的限度，这很好。那么，汽车总量的限度呢？得谋个法子，未雨绸缪，不要像有的城市闹得汽车比人走得慢。
“日中则移，月盈则亏，物盛必衰”。这个思维通则贯穿于整部 《周易》之中。像这样的思维方法，我觉得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规划与管理应有所启示。至少应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从而对可能产生的城市化生态灾变做出必要的预判和防备。
（《解放日报》日期：2013年10月12日；版次：7；演讲日期： 2013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