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0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了第19场“思勉午餐沙龙”。本次沙龙的主题为“宽容及其限度——关于自由主义的一点思考”，主讲人是思勉高研院青年研究员崇明副教授。由高研院研究生学业主管、历史系教授刘擎担任主持及评论人。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思勉高研院等院系教师和同学参加了本次沙龙。
崇明老师的报告主要是围绕当代法国和西方政治中的宽容难题对自由主义进行某些探讨。他由法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个现象切入宽容概念在西方的变化。在法国，移民和伊斯兰教文化给法国社会和政治秩序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批评外来移民和伊斯兰教则往往会被指责为“不宽容”甚至是歧视。宽容要求我们去容忍我们不能认同的价值、道德、情感和行为，因此宽容必然与批评相联系，也即对我们不得不批评的现象加以容忍。但在当代西方，对少数族群及其文化的批评经常被指责为不宽容，结果在政治正确的要求下宽容与批评相分离。这样就必然导致人们对自己不能认同的行为、价值持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于是宽容便会转化为一种冷漠。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是当代社会把自由主义的某些因素如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向前推进所带来的一些结果，同时也是现代西方所流行的承认政治的后果，而这种承认政治在崇明老师看来也是自由主义逻辑的产物，根据这种承认政治，每个人和族群及其文化、信念、价值都有得到尊重和承认的权利。
崇明老师接下来讨论了当代三种自由主义思潮与冷漠的关系，即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政治自由主义（权利优先或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罗蒂（1931－2007，美国思想家）的后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怀疑主义的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多元的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宽容，也就是为存在深刻分歧的各种宗教和文化提供一种可以和平共处的的政治框架。但是吊诡的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恰恰却被指责为不宽容，因为作为其核心的重叠共识要求不能接受这一共识的整全学说进行修改。因此格雷等政治理论家指责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以法律和程序取代政治，限制了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决定和政治生活。崇明老师指出，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与这种公共领域的“不宽容”并行不悖的是私人领域中的一种过度宽容。因为罗尔斯认为作为一种基本善的“自尊”赋予每个人肯定自我价值的正当性，也同时要求他人对个体的选择表示尊重。这使得一个公民去批评或拒绝另外一个公民的价值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这种批评可能被视为对这个公民的不尊重、对其自尊的侵犯。如果没有批评，宽容也就失去了意义，变成一种冷漠。
罗蒂则试图把这种冷漠纳入他的自由主义哲学当中。他的所谓的“后形而上学自由主义”针对的是罗尔斯以及启蒙自由主义中的不宽容，认为这种不宽容是因为这些自由主义当中存在着一些形而上学的对人性、理性和善的基本设定。罗蒂认为自由主义者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和减少痛苦，而不是追求绝对真理、普遍知识；他们应该认识到各种价值的偶然性，应该以一种反讽的态度理性、道德、合理性、人的内在尊严这些普遍价值。这样一种对他人价值的冷漠态度将有效地促成宽容。这种漠不关心式的宽容事实上使得对任何人、任何价值的尊重都是不可能的，罗蒂的宽容转化为一种冷漠而事实上成为一种虚无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指责罗尔斯等人的自由主义以普遍主义的中立为名向各种群体实施文化霸权，而罗蒂的自由主义也未能真正承认各种价值的独特性。文化多元主义基于本真性的渴望要求每个人和群体不仅仅是作为平等自由的主体得到尊重，而是作为某种价值、文化、信仰的载体而得到承认。崇明老师借助查尔斯•泰勒对现代人滥用本真性概念的批评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承认政治进行了批评。现代人把本真性变成了一种自我独白和肯定，而本真性的本来意义在于其实现了和他者以及超越自我的价值之间的对话。结果，根据这种狭隘的本真性，某种宗教和价值要求得到承认，不是因为其内涵，而是因为它是某个人和某个群体选择的结果。这种承认政治使得所有文化获得了某种空等的平等，各文化的特质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尊重，结果这种承认事实上仍然是一种冷漠。
崇明老师最后指出，这三种自由主义带来的冷漠既不能实现现代人所渴望的承认，也不能有效地促成社群之间的和平共处。相反，冷漠与承认强化了少数群体对自身文化的正当性的任何，并导致其对主流价值的不满与仇恨，结果也相应地激发起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排斥，从而对政治共同体的价值造成威胁。因此，应该遏制自由主义当中的个体主义、怀疑主义、承认政治的过分发展，通过一种共和自由主义和一种有批评的宽容在差异当中构建共同善，培育公民。
崇明老师的报告结束后，刘擎、许纪霖教授做了精彩点评。之后，崇明老师和在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场面自由活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