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6日，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了第14场“午餐沙龙”，本次沙龙的主题为“中共中央对‘麦克马洪线’的认识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主讲人是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驻院研究员、历史系教授戴超武，由历史系崔丕教授担任主持及评论人。来自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历史系等院系的老师和多位同学参加了沙龙活动。
首先，戴超武教授指出中印在冷战时期的1950－1962年间围绕边界问题一直充满了冲突和斗争。在与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中，只有印度、不丹等少数国家没有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而中印之间有争议的领土主要有三块：西段领土（位于南疆）、中段领土和（本次沙龙主要谈及的）东段领土。麦克马洪线是1913年－1914年英国印度当局与西藏地方在西姆拉秘密会议上签约确定的，这条“边界线”割占了中国东段大片领土，因此也没有为中国历届政府所承认。
接着，戴教授将中国对“麦线”的认识以及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1950－1962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1至1954年。在此阶段，印度实际控制着大片东段领土，并乘机占领达旺等地。虽然中国政府强调凡过去国民政府控制的领土及本属中国的领土都应受到中国的控制，但这仅是口头的声明并未发生实际的作用。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认为中印边界线是不容更改、无可争议的。1953－1954年，中印在相关问题上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印度方面漫天要价、提出一些无理要求等致使谈判过程艰难。中国方面却不主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采取消极冷淡态度，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中国基本默认印度对这一区域的占领，没有真正重视“麦线”。不过，客观原因是中国不知此线的存在，相关档案资料都被带往了台湾。但是，戴教授认为中国采取默认态度有六方面原因：1）与新中国外交总方针有关。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要求建立一条国际反帝反殖的统一战线，这样有利于打破中国被封锁孤立的状态；而印度所奉行的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与中国的方针正好接近。2）当时交通不便，中央军队进藏困难，粮食短缺等。而当时所有这些问题都需通过印度解决（借道印度抵达西藏）。3）当时韩战爆发，中央三个军撤出西藏，印度恰在此时占领了达旺。4）与中央对藏政策有关。当时西藏与中央政府在签订相关条约时，表示可以接受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但希望中央不在西藏驻军；而中央承诺只驻少量军队。5）当时印度占领达旺等地时，仅通知西藏外交局而没有通知中央政府；藏军甚至进印受训、购买印度军火等。中央政府对这一切却不作为。6）尼赫鲁政府外交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印度与中国表示友好；另一方面，印度又不忘为自身谋取利益。如尼赫鲁强调与中国友好的两条原则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和麦克马洪线。中国误以为印度既反帝又反殖而产生错觉，结果上当受骗。戴教授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研究者、当事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当时中央驻藏外办主任杨公素在回忆录中指出：中国没有准确详尽的边界地图，不明确与印度边界线的具体位置，还有手段落后、勘测困难等等。此外，据说当时也有详细地图。贺龙在与藏学专家任乃强会见时曾获得一张地图。“一野军”因故未能进军西藏后由“二野军”执行任务时，也许地图并未转交或遗失，从而导致对边界问题的认识不足。曾任中央驻藏代表的张经武曾电告中央，谈及印方占领中国过多领土，中央应当废除旧约而印度则应退出占领的洛峪等地，至于具体勘定中印边界可它日再议，今日则需郑重指出此条原则。当时中国也无暇它顾，始终没有与印度谈边界问题，周恩来说中印谈判时机不成熟。这一系列因素致使中国错失谈判的良好机会。
第二阶段是从1950至1960年4月。这一阶段中印间不时产生摩擦冲突。此时冷战体系的变化、波匈事件、中苏关系的恶化等都对中印关系产生了影响。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更是对中国产生了致命影响。1956年、1959年分别发生几次边界冲突，如狼九事件等。中印也经过几次谈判，而印度政府将相关材料提交议会更使问题复杂化。中国方面甚至打算承认“麦线”，以换取印度对西段领土的承认。
第三阶段是从1960年5月至1962年12月。这个时期中国“以东换西”的政策未获得印度的承认。在不可调和的摩擦与矛盾之下，中印终于在1962年10月爆发了战争。由于准备充分并在东西两线作战（重点是东段），中国方面大获全胜。1963年2月中国军队即全部撤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
最后，戴教授对中国关于“麦线”的认识及处理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一些总结和反思。他指出，中国对“麦线”的处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往往使得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当。同时，中方一再失去交涉机会，以及在与印度交涉时材料准备不充分。这些都使中印边界问题没有加以解决。虽然中国提出的“以东换西”政策多次被印度否决（包括邓小平时期），但此后中国政府拒不承认“麦线”，坚持中国合理的领土要求。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的一些老师和学生积极提问。历史系唐小兵老师提出，当时国家已获西藏详细地图，为什么不能及时有效地转交给“二野”？崔丕教授指出，当时所获地图也可能不太详细。西藏地图一般由英国绘制，中国没有绘制地图的能力；即便获取（任乃强所绘之图）也难知详情。当时甚至后来的学者（如谭其骧）在绘制边界地图时，都无法做到巨细无遗。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刘建平老师指出《沧桑九十年》一书关于西藏部分的记述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以及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外交档案有限的解密给研究带来困难。戴教授以他在外交部阅读外交档案的经历说明外交档案的分类、解密程度如何以及复印率等详细情况。其他老师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戴教授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耐心细致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