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3日下午1点，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5303报告厅座无虚席，我校历史系韩钢教授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校庆报告，探讨1978年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这是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校庆系列报告之一。
1978年，中国大陆兴起冲决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潮。周扬首次提出“思想解放运动”的概念，对这个思潮作了概括。韩教授指出，“思想解放运动”包含了上层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底层的“启蒙”思潮两个过程。但是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人们一般关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尤其在主流历史叙述中，后者更是被有意屏蔽或诟病，斑斓的历史图景成了色彩单调的画面。这显然不是对历史的忠实还原。
韩教授从三个方面着重梳理了底层的“启蒙”思潮。
关于“启蒙”思潮的缘起和由来。“启蒙”思潮最早可以从1977年初寻源，这年民间自发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发出了两个呼声，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是邓小平复出。此后，平反历史遗案的诉求，逐渐转向对极左意识形态的反思。大量民刊开始出现，传播民间呼声，1978年秋冬“启蒙”进入高潮。韩教授给大家展示了许多当时出现的民刊的图片。这些民刊和1978年出现的“伤痕文学”，直接反应了底层和民间的“启蒙”思潮的历史场景。遗憾的是，“伤痕文学”虽然也一度引起争议，但还是为高层认可，而民刊这道思想“景观”却被有意无意“遗忘”了。
关于“启蒙”思潮的取向和构成。上层的“真理标准”讨论，是对原有意识形态的一种修补，希望回到原典的意识形态；而“启蒙”思潮则是解构原有意识形态，否定以一种意识形态来一统天下。韩教授用几家著名的民刊发刊词，说明了民间“启蒙”思潮的这种取向。与官方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不同，“启蒙”思潮更侧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呼吁“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这是“启蒙”思潮与“真理标准”讨论不同之处。如果说“真理标准”讨论强调的是“真理”、“实践”、“路线”这类意识形态话语，那么，“启蒙”则更多伸张“民主”、“科学”、“法制”、“人权”、“自由”的理念。“启蒙”思潮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在微观层面上关注被损害和被侮辱者以及诸如农民、市民、乞丐、失业者、“黑五类”子女等底层民众的命运，其关注对象更具象。
“启蒙”思潮的参与者，主要由回城青年、青年工人、在校大学生、大中小学的青年教师以及无职业者构成，其中青年工人和在校大学生是主体，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韩教授通过列举几家著名民刊的核心人物作了详细说明。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境遇，“文革”初期都是红卫兵，后来都曾上山下乡或进厂当工人，并在下乡或进厂后开始广泛阅读，形成朱学勤教授所称的“思想村落”的秘密读书群体，反思原有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韩教授给大家列举了一些这些“思想村落”的阅读书目以及当代关于红卫兵研究的一些著作。这些青年后来成为“四五运动”的主体。“启蒙”思潮的这个群体，其特性表现在他们有着起伏坎坷的经历、理想主义的情怀以及驳杂的思想资源。
关于“启蒙”思潮的结局和流变。底层和民间的“启蒙”思潮，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受到官方至海外舆论的关注。在政治层面，“启蒙”思潮影响不小，例如广东“李一哲案”的平反，广州的民刊《人民之声》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对待“启蒙”思潮，官方的态度起初有差异，“凡是派”施以压制，而“实践派”则给与支持。尔后，随着高层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官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主导的对策是压制以致禁止。当然，官方的情形很复杂，尽管主导的对策是压制和禁止，还是有许多官方人士乃至高层人物对其抱以同情和宽容。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启蒙”思潮仍然获得相对广泛的同情，并产生持续性影响。“启蒙”思潮自身，在1980年代以后也开始发生分化，大致形成与官方对立或不合作的激进派和主张在原有意识形态框架下与官方合作推进改革的温和派。1980年代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是“启蒙”思潮的一种延伸。
史学界鲜少研究1978年的“启蒙”思潮。作为连接红卫兵历史和1980年代“文化讨论热”之间的这段历史，研究者尚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收集和口述采访已显必要和紧迫，对它的研究亟待加强和充实。韩教授期望同学们能关注和研究这段历史。
最后，韩教授和听者就一些概念和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这场精彩的校庆报告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1978年，中国大陆兴起冲决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潮。周扬首次提出“思想解放运动”的概念，对这个思潮作了概括。韩教授指出，“思想解放运动”包含了上层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底层的“启蒙”思潮两个过程。但是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人们一般关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尤其在主流历史叙述中，后者更是被有意屏蔽或诟病，斑斓的历史图景成了色彩单调的画面。这显然不是对历史的忠实还原。
韩教授从三个方面着重梳理了底层的“启蒙”思潮。
关于“启蒙”思潮的缘起和由来。“启蒙”思潮最早可以从1977年初寻源，这年民间自发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发出了两个呼声，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是邓小平复出。此后，平反历史遗案的诉求，逐渐转向对极左意识形态的反思。大量民刊开始出现，传播民间呼声，1978年秋冬“启蒙”进入高潮。韩教授给大家展示了许多当时出现的民刊的图片。这些民刊和1978年出现的“伤痕文学”，直接反应了底层和民间的“启蒙”思潮的历史场景。遗憾的是，“伤痕文学”虽然也一度引起争议，但还是为高层认可，而民刊这道思想“景观”却被有意无意“遗忘”了。
关于“启蒙”思潮的取向和构成。上层的“真理标准”讨论，是对原有意识形态的一种修补，希望回到原典的意识形态；而“启蒙”思潮则是解构原有意识形态，否定以一种意识形态来一统天下。韩教授用几家著名的民刊发刊词，说明了民间“启蒙”思潮的这种取向。与官方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不同，“启蒙”思潮更侧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呼吁“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这是“启蒙”思潮与“真理标准”讨论不同之处。如果说“真理标准”讨论强调的是“真理”、“实践”、“路线”这类意识形态话语，那么，“启蒙”则更多伸张“民主”、“科学”、“法制”、“人权”、“自由”的理念。“启蒙”思潮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在微观层面上关注被损害和被侮辱者以及诸如农民、市民、乞丐、失业者、“黑五类”子女等底层民众的命运，其关注对象更具象。
“启蒙”思潮的参与者，主要由回城青年、青年工人、在校大学生、大中小学的青年教师以及无职业者构成，其中青年工人和在校大学生是主体，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韩教授通过列举几家著名民刊的核心人物作了详细说明。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境遇，“文革”初期都是红卫兵，后来都曾上山下乡或进厂当工人，并在下乡或进厂后开始广泛阅读，形成朱学勤教授所称的“思想村落”的秘密读书群体，反思原有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韩教授给大家列举了一些这些“思想村落”的阅读书目以及当代关于红卫兵研究的一些著作。这些青年后来成为“四五运动”的主体。“启蒙”思潮的这个群体，其特性表现在他们有着起伏坎坷的经历、理想主义的情怀以及驳杂的思想资源。
关于“启蒙”思潮的结局和流变。底层和民间的“启蒙”思潮，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受到官方至海外舆论的关注。在政治层面，“启蒙”思潮影响不小，例如广东“李一哲案”的平反，广州的民刊《人民之声》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对待“启蒙”思潮，官方的态度起初有差异，“凡是派”施以压制，而“实践派”则给与支持。尔后，随着高层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官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主导的对策是压制以致禁止。当然，官方的情形很复杂，尽管主导的对策是压制和禁止，还是有许多官方人士乃至高层人物对其抱以同情和宽容。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启蒙”思潮仍然获得相对广泛的同情，并产生持续性影响。“启蒙”思潮自身，在1980年代以后也开始发生分化，大致形成与官方对立或不合作的激进派和主张在原有意识形态框架下与官方合作推进改革的温和派。1980年代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是“启蒙”思潮的一种延伸。
史学界鲜少研究1978年的“启蒙”思潮。作为连接红卫兵历史和1980年代“文化讨论热”之间的这段历史，研究者尚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收集和口述采访已显必要和紧迫，对它的研究亟待加强和充实。韩教授期望同学们能关注和研究这段历史。
最后，韩教授和听者就一些概念和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这场精彩的校庆报告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