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4日中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午餐沙龙在5303报告厅举行。此次沙龙由高研院青年研究员崇明副教授作了“革命的幻想——纪念法国大革命220周年”的主题报告，并邀请高研院研究生学业主管、历史系教授刘擎进行评论。沙龙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主持。
今年是法国大革命220周年纪念。对于220年前的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1927－1997）进行了具有开创性而极富争议的研究。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家，孚雷深入探究了革命的政治内涵，强调通过革命来理解现代人民民主，探讨了大革命与现代性的复杂关联，阐释了大革命与现代极权主义的关系。孚雷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之外提出了新的革命研究思路。崇明老师从四个方面解析了孚雷的法国大革命研究。
第一个方面是孚雷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的分析。在孚雷看来，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早期注重从政治本身的逻辑来阐释大革命，而到了后期才强调社会经济决定论。青年马克思把法国大革命理解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途径，认为雅各宾派把资产者个体塑造为公民的政治努力的失败暴露了革命者的政治幻想，雅各宾式恐怖是这一幻想的充分体现。孚雷认为早期马克思的革命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在后期的马克思看来，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恐怖是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在孚雷看来，后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用社会起源来解释大革命，忽视了革命的政治内涵，其历史学解释力有限，但同时社会决定论却成为强大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的源泉。
第二个方面是孚雷对法国大革命的资本主义起源的质疑。孚雷指出，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农村已经不存在封建制度，尽管还保留了封建特权的残余；并且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非常有限，而大革命在农村实现的小农土地所有制事实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者与贵族在革命前构成了一个精英阶层，两者之间不存在尖锐的阶级冲突。大革命的真正起源是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危机导致的宪政危机。
第三个方面是孚雷法国大革命政治逻辑的分析。孚雷认为革命爆发后国王失去了统治权力，不同的革命者和革命团体为争夺中央权力，制造各种话语以论证其政治正当性，而人民民主话语以其激进性压倒了其它话语成为大革命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由此可以看出革命意识形态是由大革命创造的。在大革命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践中，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对个人和团体利益构成了威胁。在革命中，民众通过暴力斗争的方式来实践人民民主，破坏了代议制，使革命不断激进化。最终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在革命斗争中把自己塑造为人民的化身而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而德行政治，要求个体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而背离雅各宾统治的人则被美德的恐怖统治毁灭。孚雷认为恐怖统治是89年人民民主原则的一种后果，革命政治的失败表明革命作为一种创造新世界和新人的政治变革手段是一种幻想。
第四个方面是孚雷对法国大革命制造的革命崇拜与现代极权主义的关系。大革命的遗产有两个方面，首先人民民主的诱惑，共产主义是人民民主逻辑的推演；其次革命的唯意志主义，激发了现代政治通过意志来创造历史、创造新人的激情。这两者和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以及历史必然性理论的结合起来促进了现代极权主义的形成。
崇明老师最后指出，孚雷虽然批判大革命的政治幻想，但并没有否定大革命所提倡的人权原则，孚雷的意图是说明人民民主和革命政治的潜在危险，指出以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生活来避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
接着刘擎教授对此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孚雷揭示了当代左翼思想的缺陷，这一缺陷在于对其思想源头所存在的极权主义基因缺乏反思。孚雷思想对现代性病理的诊断，对人民民主的诱惑与危险的警告，值得深入思考。刘擎教授还就革命的发生学和解释学、革命是否不可避免、马克思之革命理想是否被证伪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后，与会者就人民和政治的概念、大革命是否为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状况、大革命与现代性的关联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最后许纪霖教授就整个沙龙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法国大革命试图重建秩序，既重建外界的政治秩序，又重建心灵的道德秩序，这种尝试的失败说明，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而它提出的问题依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