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3日下午3时，应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国际知名波兰尼专家Walter Gulick教授做客“思勉人文讲座”，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室（学术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卡尔•波兰尼和迈克•波兰尼的社会思想：一个迟到的调和》的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郁振华主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Karl Polanyi与Michael Polanyi的思想视为是彼此对立，相互无法兼容的。此种解读模式认为，Karl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拥护者；相反，Michael则是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Gulick教授报告的主旨是，这种习而不察的解读方法是笨拙的且具有误导的倾向，因为两兄弟的思想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紧密得多。
Gulick教授认为，身历二十世纪众多巨变的Karl，作为社会历史学家，他将人类灾难的根源归结为社会与历史的因素，其关注的重心是西方如何从前工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以及在此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做出了怎样的转换。在Karl看来，在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人的异化与两级分化现象等诸多弊端；国家与政府的职能由仅限于提供社会秩序与公平竞争的机会，逐渐转向了监管货币职能，避免通货膨胀与货币紧缩，以及为劳工提供必要的经济救助与福利待遇等方面。因此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它克服了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但与此同时，自我调节的市场也有其应有的地位，Karl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而身为哲学家的Michael则更强调思想方面的作用。Michael认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是重要的人类事件，在此以前人们遵从于习俗的力量，而此后解放与进步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为追求更大的自由平等与友爱，西方社会走上了更为人性化的道路。至于为何会出现极权政治，Michael认为理由如下：哲学上怀疑论的风靡削弱了伦理纲常与宗教秩序；浪漫主义的盛行败坏了习俗与法律规范；歧义丛生的自由观与逻辑实证主义促使人们走向了绝望的虚无主义，由此造成了人们的道德旁落与无家可归的落寞。在此情景下，非道德的野心家的乌托邦的承诺就有了可乘之机，而由此走向极权政治就成了必然的事件。在对极权政治与计划经济攻击的同时，他也认识到政府以及其它外在的制约是必要的，也有助于调节公共活动秩序。
最后，Gulick教授指出，两兄弟的共同之处远大于其差异性，将其不同之处仅仅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是有失偏颇的，而且政治性的意味过重。毕竟，Karl的社会主义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有别；Michael的自由主义也不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可以完全取代政府的职能。Karl的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得益于Michael的公共自由立场；Michael的有效市场调节思想，则深受Karl的互惠互助与再分配观念的影响。所以，两兄弟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丝毫不能抹煞其核心价值的一致性。
演讲结束后，在座师生与Gulick就Polanyi兄弟的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Karl Polanyi与Michael Polanyi的思想视为是彼此对立，相互无法兼容的。此种解读模式认为，Karl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拥护者；相反，Michael则是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Gulick教授报告的主旨是，这种习而不察的解读方法是笨拙的且具有误导的倾向，因为两兄弟的思想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紧密得多。
Gulick教授认为，身历二十世纪众多巨变的Karl，作为社会历史学家，他将人类灾难的根源归结为社会与历史的因素，其关注的重心是西方如何从前工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以及在此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做出了怎样的转换。在Karl看来，在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人的异化与两级分化现象等诸多弊端；国家与政府的职能由仅限于提供社会秩序与公平竞争的机会，逐渐转向了监管货币职能，避免通货膨胀与货币紧缩，以及为劳工提供必要的经济救助与福利待遇等方面。因此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它克服了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但与此同时，自我调节的市场也有其应有的地位，Karl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而身为哲学家的Michael则更强调思想方面的作用。Michael认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是重要的人类事件，在此以前人们遵从于习俗的力量，而此后解放与进步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为追求更大的自由平等与友爱，西方社会走上了更为人性化的道路。至于为何会出现极权政治，Michael认为理由如下：哲学上怀疑论的风靡削弱了伦理纲常与宗教秩序；浪漫主义的盛行败坏了习俗与法律规范；歧义丛生的自由观与逻辑实证主义促使人们走向了绝望的虚无主义，由此造成了人们的道德旁落与无家可归的落寞。在此情景下，非道德的野心家的乌托邦的承诺就有了可乘之机，而由此走向极权政治就成了必然的事件。在对极权政治与计划经济攻击的同时，他也认识到政府以及其它外在的制约是必要的，也有助于调节公共活动秩序。
最后，Gulick教授指出，两兄弟的共同之处远大于其差异性，将其不同之处仅仅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是有失偏颇的，而且政治性的意味过重。毕竟，Karl的社会主义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有别；Michael的自由主义也不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可以完全取代政府的职能。Karl的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得益于Michael的公共自由立场；Michael的有效市场调节思想，则深受Karl的互惠互助与再分配观念的影响。所以，两兄弟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丝毫不能抹煞其核心价值的一致性。
演讲结束后，在座师生与Gulick就Polanyi兄弟的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