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4日下午3时，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5303报告厅座无虚席。许纪霖教授以“启蒙如何虽死犹生”为题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报告。该报告是华师大一年一度的校庆活动中终身教授系列讲座之一，也是许教授在华师大作的第六次终身教授年度报告。本次报告的评论人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著名法学家季卫东教授。强强对话，思想交锋，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讲者和听众之间的互动非常热烈。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伴随着现代性引发的诸多危机和人文价值的失落，近些年的文化界，出现了质疑启蒙、否定五四的思想趋势。许教授的报告正是由此出发。他认为，启蒙叙事在当代受到了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多元现代性的三重严峻挑战。简而言之，国家主义的出现，和近年来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有关，使得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予以拒斥。古典主义则指中西方古典主义思想的回潮，就中学而言，表现为读经热和儒学文化快餐的大行其道，就西学而言，表现为国内对西方前现代原典的系统性的译介。而多元现代性源于对经典的西欧现代性模式的否定，强调东亚主体性和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三种力量的崛起，对启蒙叙事构成了致命性的挑战，使得继续以启蒙为天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必须回答：面对国家主义掀起的“中国崛起”的狂飙，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是什么；面对中外古典主义提出的价值失落和生活意义问题，自由主义的伦理学说作何回应；面对多元现代性否定普世价值、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自由主义自己的文化哲学又如何，等问题。
许教授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总体性思路。他认为，启蒙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在近代西方，法国、德国、苏格兰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启蒙路径。启蒙也是一个丰富而紧张的概念，其内部既有理性的传统，也有怀疑论的传统，既有启蒙运动中高端标榜的唯理主义，也有一套浪漫主义式的平衡逻辑。除此之外，启蒙内部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紧张等等。他认为，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发掘出中西启蒙思想中被遮蔽的精神资源，以克服启蒙和现代性带来的人性膨胀、信仰缺失等负面因素。具体落实到中国启蒙运动的源头——五四精神，他引用了张灏教授关于“五四思想两歧性”的经典论述，认为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存在着多重启蒙，既有陈独秀等《新青年》式的启蒙，也有杜亚泉《东方杂志》式的“另一种启蒙”。就像西方启蒙运动早期蒙田、帕斯卡尔等启蒙思想家既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又承认人有脆弱性和可堕落性一样，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中亦含有反思现代性以及防止单纯强调理性、矫枉过正的思想因素。揭示启蒙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深刻阅读启蒙原典的方式，挖掘启蒙思想中“早期现代性”的资源，发现启蒙思想家思想的恢弘丰富，获得启蒙继续发展的动力，以弥补现代性在今日遭遇的短板效应，是我们今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启蒙、捍卫启蒙的一个有效路径。
季卫东教授对许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评论。他认为，首先应该认识到启蒙思想和启蒙体制之间的联系，防止启蒙身上固有的威权主义性质；其次，许教授提到的三种质疑启蒙思潮本身，和启蒙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仅单纯强调普世价值，未必就能创造出一个启蒙要求达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就许教授提出的可以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组好的价值，即自由、民主、富强、和谐、权利等，并通过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组合而构筑最优的现代性方案，季卫东教授认为，价值优劣不易比较，不妨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中去，比如注重法制和司法改革，从制度层面潜移默化地实现启蒙所要求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除此之外，崇明老师也对许纪霖和季卫东两位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启蒙死了，或上帝死了之类的话语，有可能是西方学者主观臆造，就实际的情况而言，宣判一种传统如启蒙的死亡未必恰当。无疑，这样的观点和许教授报告的前提有些冲突之处，但两者同样发人深思，却是确定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