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来应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之邀，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人文学院5303室报告厅，做题为“梁漱溟与密宗”的学术讲座。此为“思勉人文讲座”第28讲，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杨国荣主持，哲学系陈赟教授等百余名师生参加。
陈来教授从新儒家对于沟通儒、佛的共同关怀切入，以梁漱溟为例，以其在1947、1949年的两次习佛经历为背景，深入分析了其在践履“习静”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以及遭遇的困境，通过详尽的资料举证、说明，向听众再现了一个试图沟通儒、佛却又深陷矛盾之中的真实形象。
讲座中，陈教授以资料和事实为据，同时又跳出事件本身，对其背后隐含的哲学意义，以及由之引发的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启示进行了归纳、总结。一、即使像梁漱溟这样把佛教当作终极关怀的人，其修习密法主要是功能性的，即并非将修习当作“即身成佛”的功夫，不是以成佛为目的，而主要是解除烦恼、追求心灵的安定。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儒家修习静功，研习佛老，并不是以放弃儒家的关怀为条件的。二、超脱奔逐烦累，达于宽坦洒落，是儒释道各家共同的精神追求。梁漱溟习静之目的亦是追求这个境界。精神性追求包含很多方面，道德修养只是其中一段，对心灵自在、自由的追求既是克服人生烦恼的需要，又是对人心、人生的积极的、甚至终极性的追求，这并非道家或佛教的“专利”。三、梁漱溟的例子表现出修习静功的人不一定都有证验，即使修习者有本体论的承诺，也不见得会导致对本体的证会；心性上虽可不同程度地入境，但不一定产生内在的体验。对于习惯于理智思考（如梁漱溟），尤其如此。四、习静效果的多寡或体验的有无，会影响到修习者对整个修养功夫的理解，以及其对个人修养功夫的选择。五、梁漱溟习静的经验表明，他这次修密并不很成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儒、佛两者在他的生命里、在他的心灵里到底如何安顿，构成了梁漱溟自己的一个内在问题。在梁漱溟的生命中，“入世”、“出世”到底何为终极性关怀，好像没办法说清楚，因此两者的意义和安置，也是梁漱溟留给后人的一个课题。
最后，陈教授指出，在梁漱溟的内心里面，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文化心理结构，即在人的层面（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方面），他是儒家；而在生死信仰、宗教经验方面，他是附应于佛家的，彰显了他个人特有的双重性终极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