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中午11:30，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校内研究员、中文系教授杨扬做客“午餐沙龙”第5讲，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室做题为“史料中的新感受：关于学衡派的研究”的学术沙龙。沙龙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蓓蓓教授主持，来自中文系、历史系、古籍所、高研院的部分师生参加。
五四新文化研究中对反对派的研究认定，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研究话题。在杨扬教授看来，从五四至今90年，这些研究话题也维持了90年，期间历经各种反复，但基本格局依然是新文化运动以绝对正确的姿态傲立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与此相对的，是所有反对派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居于“不正确”的文化选择尴尬状态。90年代开始，有一些研究者对这样的历史文化图景有一些质疑，包括对学衡派在内的一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给予一定的同情理解，如王元化先生对杜亚泉的某些肯定等，开启了反思五四的先河，但这样的研究只是凤毛麟角，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一些人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类似的名称来概括这些反思，或者来概括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
报告中，杨扬教授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对象出发，以在哈佛档案馆发现的珍贵一手资料、档案，如梅光迪、吴宓、胡适与白璧德、霍金往来的英文书信等入手，将反对派、激进派置于同一平台之上，勾勒、揭示了五四时期学衡派（如梅光迪、吴宓）与美国新人文主义、激进派（如胡适）与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学术渊源，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文化运动所持的立场差异。进而，他认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并非出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保守”，而是自认为较激进派高明，采取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在此意义上，以“保守”与“激进”、“传统”与“自由”加以界定，都是有困难的。
最后，杨扬教授指出，研究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目的不在于标榜一种所谓正确路线的历史选择或研究选择，而在于揭示历史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待一些历史时空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和思想论争，比急于确立某种正确的历史选择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