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下午，应我校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之邀，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伯伟教授，在闵行校区一教417室作了一场名为《唐代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的学术讲演。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唐代堪称一“黄金时代”，这是不争的史实。然而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来看，学界素对隋唐五代一段文学批评的价值和历史地位有不同看法，评价褒贬不一。究竟隋唐五代约三百八十年（581—960）间的文学批评价值何在，地位如何？这是张教授学术讲演一开始即提出并力求做出说明和分析的问题所在。
张教授介绍到，从自己二十年前做博士论文时即开始着力于唐五代时期文学批评资料的考察和搜辑，成果之一即数年前出版的《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他指出，就唐代文学批评的内容而言，过去多不受重视、甚而被视为“三家村”童蒙之学的诗格、论诗诗、句图、论诗书（文）、本事诗等五方面的资料实际最堪注意。此类资料的核心在“诗格”，而“诗格”在当日最主要的目的即教人“如何写诗”。所以，如果说唐以前文学批评的重心在强调文学作品要“写什么”的话，那么从唐人开始，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强调文学应该“怎么写”。这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有唐一代所发生的“大转折”。当然，这一转折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对此，张教授又略述了自建安时代《典论•论文》以来诗学领域对自身写作规范问题的讨论，特别提及永明以后文学对“声律”问题的特别关注。
对于唐代文学批评有关诗歌应该“怎么写”的思考，张教授结合唐人各类“诗格”中的相关论述，较为详细的分析了唐人对诗歌声律、对偶、句法、结构和语意五个方面问题具体的写法指导。
张教授最后指出，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大判断”就是，唐代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于“规范诗学”，而“规范诗学”的要义在“怎么写”，因此唐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是，它最终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他同时指出，唐人文论中的这种“规范”意识，不仅体现在纯文学领域（如律诗），对应用文体写作等也同样有影响；时至今日，唐人这种“规范诗学”对于思考中国古典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转型期间语言的规范化，文学的规范化与创作个性间的辨证关系，发掘诗学语言学等古代文论形式方面的建树以破除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弊端等问题，都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当下启示。
对于张教授的讲演，华东师大中文系胡晓明教授作了简洁而不乏几分幽默的点评。胡教授指出，张伯伟教授的讲演精彩而大气，给了听众一道有关中国文论原汁原味的大餐，对于今人好用西方理论来讲中国的理论极有反思意义；同时，张教授本人厚朴的研究进路，对于当下学人中一些空谈理论的倾向更有补偏救弊之益。
张教授的讲演，语言风趣生动，所讲深入浅出，且多辅以自身治学甘苦的鲜活事例，引起听众很高兴趣，不少同学踊跃提问，气氛热烈。整场讲座持续了约两个多小时，方在同学依依不舍的眼神中结束。
演讲者简介：
张伯伟，自1981年起，先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导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已故程千帆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客座教授（2000.8—2001.3）、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007.9—2008.1）等，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研究，主要论著有《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1992）、《锺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中华文化通志•诗词曲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0）、《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点校编著《临济录》（台湾佛光文化事业公司1997）、《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等，主编学术集刊《中国诗学》、《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曾先后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1996）、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2000）、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江苏省第七、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2003）、第四届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2003）、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2004）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