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著名历史学家,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权威专家,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杜维运先生携夫人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1号楼108室以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为题为我校广大师生作了精彩的讲演。
下午3时，杜维运教授准时开始了他的演讲。作为华人学者中第一个搞比较史学的教授，他首先讲了中西史学的相通之处。他认为：1、据实直书，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直书其事，勿讳君恶。西方德国的兰克也有类似名言。2、实事求是。老先生说先秦韩非子就质疑儒家所说的尧舜，提出要有证据，东汉的王充、清代钱大昕等亦如此；西方19世纪以后出现批判史学。3、史家的态度。史家超然于政治之上，杜维运教授说英国二战时的史学家虽受政府雇佣，但并不受其约束而中国崔杼亦直书赵盾弑其君。4、史学家应具备什么样条件。老先生将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与刘知己的《史通》进行了比较，认为中西都强调博学、识见、文采。
接下来杜维运教授发表了他对中西史学相异之处的看法。他说：1、史学制度相异，中国有史官制度，有正史，有实录，而西方多是私人述史，文献缺失，利用修辞学也就是想象修史，类似小说。后现代主义甚至宣称历史是虚构，史学已经死亡。2、史学体例相异，老先生说中国是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长于呈现历史全貌，小人物亦可留名而西方史学多编年和章节体，线索清楚但忽略细节之处甚多。3、史学观点各异，杜维运教授认为中国是褒贬史学，是用历史来说明某个道德标准，往往为尊者讳而西方史学主张中立。4、史学方法技术不同，老先生说西方史学方式方法各种各样，新颖稀奇而中国主要是归纳比较。
最后杜维运教授谈了中西史学之间的种种关系。在杜维运教授看来，中西史学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融合两者之长。杜维运教授回忆了近代西方史学引进时时人对旧史的攻击，特别以梁任公为提倡新史学将中国旧史学批得一无是处，他说这是时代所限，情有可原，如果令人还是如此就大不应该了。老先生深情地对众多学子们说，比较史学最大的历史任务就是写一部融合中西史学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历史，希望华师大的学生中能有人完成这样的任务。
讲演结束后，老先生不顾70多的高龄，仍然站在讲台上回答了学子们提出的问题。教室不时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主持人不得不延长了一下时间，最后讲座于4点40分结束。
演讲者简介：
杜维运，1928年生，山东嘉祥人。195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1962-196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先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与西方史家论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学术与世变》、《史学方法论》、《赵翼传》、《中国史学史》、《变动世界中的史学》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下午3时，杜维运教授准时开始了他的演讲。作为华人学者中第一个搞比较史学的教授，他首先讲了中西史学的相通之处。他认为：1、据实直书，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直书其事，勿讳君恶。西方德国的兰克也有类似名言。2、实事求是。老先生说先秦韩非子就质疑儒家所说的尧舜，提出要有证据，东汉的王充、清代钱大昕等亦如此；西方19世纪以后出现批判史学。3、史家的态度。史家超然于政治之上，杜维运教授说英国二战时的史学家虽受政府雇佣，但并不受其约束而中国崔杼亦直书赵盾弑其君。4、史学家应具备什么样条件。老先生将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与刘知己的《史通》进行了比较，认为中西都强调博学、识见、文采。
接下来杜维运教授发表了他对中西史学相异之处的看法。他说：1、史学制度相异，中国有史官制度，有正史，有实录，而西方多是私人述史，文献缺失，利用修辞学也就是想象修史，类似小说。后现代主义甚至宣称历史是虚构，史学已经死亡。2、史学体例相异，老先生说中国是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长于呈现历史全貌，小人物亦可留名而西方史学多编年和章节体，线索清楚但忽略细节之处甚多。3、史学观点各异，杜维运教授认为中国是褒贬史学，是用历史来说明某个道德标准，往往为尊者讳而西方史学主张中立。4、史学方法技术不同，老先生说西方史学方式方法各种各样，新颖稀奇而中国主要是归纳比较。
最后杜维运教授谈了中西史学之间的种种关系。在杜维运教授看来，中西史学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融合两者之长。杜维运教授回忆了近代西方史学引进时时人对旧史的攻击，特别以梁任公为提倡新史学将中国旧史学批得一无是处，他说这是时代所限，情有可原，如果令人还是如此就大不应该了。老先生深情地对众多学子们说，比较史学最大的历史任务就是写一部融合中西史学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历史，希望华师大的学生中能有人完成这样的任务。
讲演结束后，老先生不顾70多的高龄，仍然站在讲台上回答了学子们提出的问题。教室不时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主持人不得不延长了一下时间，最后讲座于4点40分结束。
演讲者简介：
杜维运，1928年生，山东嘉祥人。195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1962-196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先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与西方史家论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学术与世变》、《史学方法论》、《赵翼传》、《中国史学史》、《变动世界中的史学》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