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下午3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法国外交部和清华大学合办的中法研究中心主任Michel Bonnin（潘鸣啸）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主题为“文革中的知青一代”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思勉人文讲座第173讲，由华东师大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作会议主持，历史系唐小兵老师、中文系李明洁老师等与会，并吸引了来自全校各院系的近百名师生热情听讲，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正如潘鸣啸教授曾经引起广泛影响的著作《失落的一代》所提示的，本场讲座所主要探讨的1968至1980年间（文革时期）知青一代，正是“失落的一代”。但潘鸣啸教授在本次讲座进行之初，并没有过分渲染那个时代的狂飙运动与社会惨象，而是从其作为历史学家的个人经历出发，娓娓道来引起他之所以对文革这段历史时期感兴趣的原因和背景。在其看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并非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当时中国所正在进行的，包括文革在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直接联系着非此即彼的冷战大背景，更与世界性的“左倾”现象紧密联系。而他所在的法国、浪漫的巴黎，正是这种“左倾”现象持续发酵的地区之一。作为历史的局中人，年轻时代的潘教授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曾经直接参与到巴黎的“五月风暴”之中，强烈呼唤“改变生活”，热情洋溢地揭露“政权之恶”。也许正是这份年轻时代的情节，吸引着潘教授讲目光转向东方，转向当时如火如荼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1970年代，潘教授到了当时最为接近中国大陆的香港地区，进行半工半读。他广泛地搜罗与文革相关的报刊杂志，从偷渡知青的口中探求海岸对边的情形，在相关的理论研读之中进行深度思考。而之所以进行此番努力，其所孜孜以求的，乃在于对中国这场运动，特别是对1968到1980年间所持续进行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的深入理解。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要知道，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彻底地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城镇青年的命运，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不过，历史的复杂性并不妨碍理论解释的出现，历史需要原因，也期待解释。在整场讲座中，潘教授从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经济动机和农业发展四个方面，阐释这场运动发动、持续以及戛然而止的动机与理据。但轻重权衡之下，意识形态动机显然更具支配性地位。在其看来，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思想层面上，并不满意从1949年到1960年代的教育实践，更而甚者，认为当时的教育有可能使中国由“红”变“白”，从而走向修正主义的路子。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危机意识，是一种在冷战视野之下的敌我战争，卡里斯马型政治统治之下的英雄领袖，毫无疑问地需要首先考虑这个问题。就此而言，这场运动的发生，当然并非简单的“文斗与武斗”的政治策略所能解释，也非围绕“劳动力多少”的经济解释所能涵盖，更非农业的发展与垦荒的需要所能研析。自然，对历史复杂性的阐释需要通过增加原因，得以达致，这些原因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于历史的层面之中，但历史学的叙述仍然受到历史事实的限制，我们需要追索的是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背景。
在介绍完这场运动的动机与理据之后，潘教授将视野转向了“知青回城”的问题。在潘教授看来，1977年前后的“知青回城”问题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面貌。一方面，大部分的知青由于非志愿的被召集，并且在直接接触到农村的恶劣条件之后，身份的困惑与婚姻家庭的难题接踵而至，“回城”成了他们异口同声的呼唤。而这种异口同声的呼唤，伴随着对意识形态的时代性质疑，卡利斯马型人物的逝去，更是轰然而起，不可阻挡。但是，另一方面，中央高层却又在这个问题上犹疑不决，他们所面对的并非一时一地的愤怒，而是全国性的歇斯底里。在这里，此盾与彼矛，互相博弈，不相上下，层层递嬗之间，将历史推向改革开放的边缘。而当历史的齿轮重新转动，当年的年轻“知青”已然不再朝气蓬勃，他们是否能够畅言“青春无悔”，他们又是否感叹“不堪回首”，已然不是本次讲座揭示的历史所能涵盖，而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重新阐发。最后，本次讲座在一片热情洋溢的青春气息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