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11月23日至11月25日，华东师大现代思想研究与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经典研究中心，假道杭州西子湖畔举行“儒道经典与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计量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近20名专家学者围绕专题展开了研讨。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试图回答现代社会儒教怎么发展的问题。与通常的仅仅将道统看作王道的思路不同，他认为道统除了王道（治统）之外，还包括了师道（教统）。其《治统与教统》一文便对道统的历史发展作了细致的梳理，努力在道统的精神性维度之外，开发出别的维度。其文特别考察了孔子在治统和教统的分离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士从原先的治统的承担者到今日文化生命的承担者的角色转变。杨海文（中山大学）则提出了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新理解。他认为除了要继续采取研读经典的致思路向之外，还要回到内心生命本身，与现代生活紧密的勾连在一起。在具体方法上，提出了“格言下乡”（将经典传播到民间去）和“ 故事上山”（把传统哲学文本中的寓言、故事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两种走向。其以《“王道”下乡：重读孟子的“穷人经济学”》一文具体展示了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陈赟（华东师大哲学系）宣读了《发现内圣外王的庄子：<逍遥游>的思想》的论文。他在对先秦思想史、学术史作新的理解的基础上，一反传统的将《庄子》放在道家、神仙家、禅宗等的视域中理解的做法，认为《庄子》回答的是如何以子学的方式承继经、史传统从而以学统承接道统的问题。他以《逍遥游》为中心，细致的分析了其中出现的每一个寓言，展示了随着文本的推进，即便是同一个寓言，也如何获得了新的意蕴。论文进而提出了逍遥的四个层次的观点。认为通过逍遥的层级，《庄子》将我们引向了更深的政治智慧的问题，即以自然的方式、而非以人为的方式统治自然，才是《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尧让天下于许由”的真实涵义。柯小刚（同济大学）则秉持还文本于文本、在文本自身的文理中耕作的方法论，通过藏刀与藏天下的意象分析，尝试疏解了《庄子》的《大宗师》与《养生主》的政治哲学关联。他认为大宗师之“大”恰恰在于它开启了一个藏天下于天下、归天下于天下的天下境域，而这充分的凝聚在《养生主》庖丁解牛的寓言、即通过解牛而来养刀的藏刀之道中。
张丰乾（中山大学哲学系）认为思想史的丰富性固然来自我们后人自身的诠释，也体现在历史上前人文本的丰富的诠释史中。他以“鸢飞鱼跃”为核心概念，细致的疏理了它在诸多历史文本中的涵义。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以《易传》的形上学为中心，简要的阐述了他的实意儒学。强调研究心与物交融实化的过程。郭美华（上海师范大学）重新疏解了《孟子》七篇，描述了《孟子》的核心观点性善论实如何逐步体现出来、并在其他领域扩展落实的。他尤其以《告子上》为中心，考察了《孟子》的性善论，将性善与“思”联系在一起。朱承（上海大学）批评了历史上和现当代对“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解，提出了在规矩中自在的主张，认为唯一的揭示就是心之所欲本身就是规矩，人的内心给自己行为下的指令本身就是合乎规矩的。
林丹（南京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处于困境之中，提出了许多假问题，在思维方式上非此即彼，忘却了中国思想中最微妙的“中道”。贡华南（华东师大哲学系）则试图将习见的“自然科学”陌生化为“自然－科学”，挖掘出中国传统中对应于自然的部分，将《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作对比研究，询问自然的科学化和科学的自然化、科学如何能够性命之源等问题。刘梁剑（华东师大哲学系）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范型存在着某种转变，并试图探索这种转变与语法转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向度，以思入汉语言深处，反思现代汉语，反本开新。张轩辞（北京大学）则注意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水”的意象的重要性，从水出发对儒家思想中的“知”与“道”作了解读。
朱晓鹏（杭州师范大学）则一扫王学与经典无涉的陈见，认为王学在经典的诠释学上掀起了一场革命，建立了非文本的解释思路，使得读者不囿于文本，而回到生活意义世界本身。储昭华（华中师大）则表达了儒家文化于现代民主政道融通的困惑，反思了融通的意义、必要性，认为我们要在警惕儒家对某些现代价值的损害的同时，注意到它没有提出民主政道恰恰是它的一个优点。林孝瞭（中国计量学院）以《庄子•天下篇》为中心，从形与生、道与德两个层面，分析了《庄子》中的自我存在及其理想。
会议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一阶段的正式发言完毕之后，与会专家就某些问题作了深入交流。重点集中在如何看待道统的历史演变，“格言”下乡的必要性，《庄子》文本的版本及文句的解释，规矩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如何理解《易传》的形上学，如何理解哲学语法，科学的古今之异，论文的问题意识、新的写作手法，等等问题上。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试图回答现代社会儒教怎么发展的问题。与通常的仅仅将道统看作王道的思路不同，他认为道统除了王道（治统）之外，还包括了师道（教统）。其《治统与教统》一文便对道统的历史发展作了细致的梳理，努力在道统的精神性维度之外，开发出别的维度。其文特别考察了孔子在治统和教统的分离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士从原先的治统的承担者到今日文化生命的承担者的角色转变。杨海文（中山大学）则提出了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新理解。他认为除了要继续采取研读经典的致思路向之外，还要回到内心生命本身，与现代生活紧密的勾连在一起。在具体方法上，提出了“格言下乡”（将经典传播到民间去）和“ 故事上山”（把传统哲学文本中的寓言、故事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两种走向。其以《“王道”下乡：重读孟子的“穷人经济学”》一文具体展示了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陈赟（华东师大哲学系）宣读了《发现内圣外王的庄子：<逍遥游>的思想》的论文。他在对先秦思想史、学术史作新的理解的基础上，一反传统的将《庄子》放在道家、神仙家、禅宗等的视域中理解的做法，认为《庄子》回答的是如何以子学的方式承继经、史传统从而以学统承接道统的问题。他以《逍遥游》为中心，细致的分析了其中出现的每一个寓言，展示了随着文本的推进，即便是同一个寓言，也如何获得了新的意蕴。论文进而提出了逍遥的四个层次的观点。认为通过逍遥的层级，《庄子》将我们引向了更深的政治智慧的问题，即以自然的方式、而非以人为的方式统治自然，才是《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尧让天下于许由”的真实涵义。柯小刚（同济大学）则秉持还文本于文本、在文本自身的文理中耕作的方法论，通过藏刀与藏天下的意象分析，尝试疏解了《庄子》的《大宗师》与《养生主》的政治哲学关联。他认为大宗师之“大”恰恰在于它开启了一个藏天下于天下、归天下于天下的天下境域，而这充分的凝聚在《养生主》庖丁解牛的寓言、即通过解牛而来养刀的藏刀之道中。
张丰乾（中山大学哲学系）认为思想史的丰富性固然来自我们后人自身的诠释，也体现在历史上前人文本的丰富的诠释史中。他以“鸢飞鱼跃”为核心概念，细致的疏理了它在诸多历史文本中的涵义。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以《易传》的形上学为中心，简要的阐述了他的实意儒学。强调研究心与物交融实化的过程。郭美华（上海师范大学）重新疏解了《孟子》七篇，描述了《孟子》的核心观点性善论实如何逐步体现出来、并在其他领域扩展落实的。他尤其以《告子上》为中心，考察了《孟子》的性善论，将性善与“思”联系在一起。朱承（上海大学）批评了历史上和现当代对“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解，提出了在规矩中自在的主张，认为唯一的揭示就是心之所欲本身就是规矩，人的内心给自己行为下的指令本身就是合乎规矩的。
林丹（南京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处于困境之中，提出了许多假问题，在思维方式上非此即彼，忘却了中国思想中最微妙的“中道”。贡华南（华东师大哲学系）则试图将习见的“自然科学”陌生化为“自然－科学”，挖掘出中国传统中对应于自然的部分，将《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作对比研究，询问自然的科学化和科学的自然化、科学如何能够性命之源等问题。刘梁剑（华东师大哲学系）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范型存在着某种转变，并试图探索这种转变与语法转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向度，以思入汉语言深处，反思现代汉语，反本开新。张轩辞（北京大学）则注意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水”的意象的重要性，从水出发对儒家思想中的“知”与“道”作了解读。
朱晓鹏（杭州师范大学）则一扫王学与经典无涉的陈见，认为王学在经典的诠释学上掀起了一场革命，建立了非文本的解释思路，使得读者不囿于文本，而回到生活意义世界本身。储昭华（华中师大）则表达了儒家文化于现代民主政道融通的困惑，反思了融通的意义、必要性，认为我们要在警惕儒家对某些现代价值的损害的同时，注意到它没有提出民主政道恰恰是它的一个优点。林孝瞭（中国计量学院）以《庄子•天下篇》为中心，从形与生、道与德两个层面，分析了《庄子》中的自我存在及其理想。
会议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一阶段的正式发言完毕之后，与会专家就某些问题作了深入交流。重点集中在如何看待道统的历史演变，“格言”下乡的必要性，《庄子》文本的版本及文句的解释，规矩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如何理解《易传》的形上学，如何理解哲学语法，科学的古今之异，论文的问题意识、新的写作手法，等等问题上。
